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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三章 我们劝陛下御驾亲征吧?

第四百四十三章 我们劝陛下御驾亲征吧? (第1/2页)

苏允在吕惠卿的突然袭击之下,苏学会弟子们的快速反应的推波助澜之中,在街头上搞了一个‘黄袍加身’的戏码,正式登基称帝。
  
  当然,街头上只是一个临时的登基,而正式登基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定都、定国号、定年号、准备登基大典等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情哪一个都不能草率。
  
  不过苏学会对此早有准备,除了还没有准备龙袍,其余的东西早有讨论,在苏允回到了长安州衙没有多久,韩幼安已经是将方案初稿给呈了上来。
  
  当然,仅仅是个初稿而已,该怎么定,还得经过苏允裁定,然后经由苏学会以及六房进行再次完善,再经苏允确认,最后才颁布天下。
  
  苏学会准备了诸多国号年号供苏允选择,如昌、昭、靖、雍、熙、朔等等,年号也有诸多,如永嘉、光朔、昭宁、承运等等。
  
  苏允看完之后都不甚满意,给方案上添了几笔,国号加了个明,年号则是加了个洪武。
  
  在这个事情上,苏学会以及已经升为六部的六房自然不会违逆苏允的意愿,将国号以及年号定了下来。
  
  于是新政权国号为明,年号则是为洪武,这一年也被称为洪武元年。
  
  至于苏允为什么将国号取为明,年号取为洪武,苏学会却是有些疑惑。
  
  一般来说,取国号一般跟前朝有关,以朝代五德相生相克为原理,要么取相生,要么取相克,都有道理,这就是五德始终说。
  
  比如说唐朝取代隋朝,便是相生,隋朝乃是火德,于是唐朝取土德,取火生土相生,意为承袭隋朝。
  
  而曹魏代汉则是取相克,西汉自定为“火德”(“炎汉”之称源于此),东汉延续火德,以“火德中兴”自居。
  
  所以曹丕通过禅让代汉后,宣称曹魏属土德,以“土克火”解释朝代更替,暗示曹魏承接天命、终结汉运。
  
  大多数国号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考量,要么取相生,要么取相克,但明字,众人却是想不太明白。
  
  “明”字由“日”“月”组成,日为阳火,月为阴火,合为“火德”。
  
  但是宋朝也是火德啊,一般来说,前朝与新朝最好是相克,以表明自己的合法性,现在你要推翻宋朝,却依然取同一个五德,这有点想不通,只能说是明朝承袭宋朝为正统之意了。
  
  不过有许多人还真的吃这一套,认为苏允还是比较念旧,出身宋朝,也愿意奉宋朝为正朔,承袭宋朝之火德。
  
  然则他们却是不知道,苏允的考量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其实苏允的想法很简单,历史上宋后为元,元后为明,他之所以起来早饭,便是要阻止蒙古人,免得打断中国文明之进程。
  
  所以,取国号为明便可以理解了,便是越过元朝之意。
  
  而苏允也算是个明粉,对于朱元璋也颇为敬佩,因此取国号为明,洪武为年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国号与年号上,苏允一言而决,但在定都上,苏允并没有给出意见,而是交给六部以及苏学会进行讨论。
  
  而定都这个事情上引起了大讨论。
  
  一国首都极为重要,定都作为王朝或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需综合权衡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甚至涉及风水、历史传统等深层考量。
  
  引起争论的乃是是否定都长安这个问题上。
  
  支持定都长安的人认为,多数王朝倾向于在兴起之地或发迹地建都,以强化“天命所归”的合法性。
  
  比如刘邦以汉中为根基建立汉朝,初定都洛阳,后迁都长安(秦之旧都,象征继承秦制)。
  
  但这个提法被一些人所否定,否定的人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
  
  他们认为,长安虽为唐朝都城,但时至今日,已经不适合再作为都城了。
  
  因为关中平原面积有限,只有约3.4万平方公里,人口承载力是不足的。
  
  隋唐时期,为维持百万级人口,唐长安鼎盛期人口超一百五十万万,而关中产出不足,需从关东的河南、山东及江南调运粮食。
  
  隋文帝曾因关中饥荒,率臣民“就食洛阳”。
  
  而唐玄宗多次东巡洛阳,实为缓解长安粮食压力。
  
  而秦汉至隋唐,长期垦殖导致关中森林锐减、水土流失加剧,农业生产力已经严重衰退。
  
  唐代中后期,关中已“沃野千里”不复,粮食自给率不足一半。
  
  这种情况下,长安若为都城,便要依靠漕运来供给粮食,但漕运成本激增会让王朝不堪重负!
  
  长安若为都城,便需依赖大运河转输粮食,但从江南到长安需经长江→邗沟→淮水→通济渠→黄河→渭河,水路迂回且险滩(如三门峡)密布,运输损耗高达四成以上!
  
  而安史之乱后,江南早就成为“天下粮仓”,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从这个角度来说,洛阳、开封这两个处于水运枢纽中心的城市,相比长安,其实更便于连接东南财赋,而长安远离经济中心,后勤压力难以承受。
  
  从这些实际问题来考量,定都长安肯定是不行的。
  
  至于要定都哪里,却是有些难以抉择了。
  
  有人认为最好还是定都汴京,有的人提议洛阳,有些人更为激进,认为最好定都析津府,也就是后世的北京。
  
  提出这个意见的人也有他们的根据,他们认为,若是定都析津府,一来可以解决漕运问题,隋唐长安依赖大运河从江南运粮,开封以汴河为生命线,“漕运不通则都城危”,既然漕运危险,那么就依靠海运。
  
  析津府与海岸线很近,若是定都析津府,漕运问题迎刃而解。
  
  当然这个只是只是他们的论据之一,其实他们更重要的依据是,他们认为,西夏不足虑,很快便可以收回来,以后统一全国之后,大明的威胁只有来自草原以及东北,因此定都析津府,可就就近控制。
  
  这个说法有不少人嗤之以鼻,但苏允却是对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刮目相看。
  
  提出这个想法为首的人叫周行己,若有记忆力好的读者老爷,便知道此公乃是洛阳苏学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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