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章 皇帝轮流当，刘备语惊四野

第262章 皇帝轮流当，刘备语惊四野 (第1/2页)

辩论自早到晚，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等七十二人，包括太常韩融在内，没一个能将诸葛亮辩赢。
　　
　　“陛下的高徒，着实令人惊叹啊。”
　　
　　看着在人群中游走辩论而不知疲惫的诸葛亮，许攸也忍不住抚掌而叹。
　　
　　许攸自个儿就是南阳天才，年轻时又为顶尖世家出身的袁绍奔走，见过的“天才”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然而这些天才之中，从未有一人能如诸葛亮一般天赋异禀的。
　　
　　不仅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皆有涉猎，还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且思维十分敏捷。
　　
　　寻常的天才对听到的论点进行快速归纳总结并提炼出核心就很利害了，诸葛亮却能在短时间内将其剖析理解并给出犀利的反击。
　　
　　且对手不是一人，而是七十二人，还都是在各自赛道都有名气的七十二人！
　　
　　刘备心头欢喜：“孔明今日舌战群儒，一战成名，唯物主义哲学观便可在学术界大力宣扬了。”
　　
　　唯物主义哲学能构建完整的认知框架，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
　　
　　能系统性的解释自然现象、社会演进、人类认知的本质，逻辑上层层递进、自洽性强。
　　
　　亦可以通过具体的案例、数据、历史事实形成闭环论证，譬如刘备治灾的人力措施，都是有目共睹的。
　　
　　反观唯心主义哲学往往割裂客观条件，经常脱离实际来谈空洞的意识。
　　
　　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难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解释不清的时候就喜欢归于天命，用“这是天安排的，你听不懂是因为你不敬天”这类玄之又玄的神学术语来诡辩。
　　
　　虽然刘备是穿越者，但刘备并不信鬼神也不信天命。
　　
　　唯物主义是承认客观存在。
　　
　　唯物主义不信鬼神天命，是因为鬼神天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鬼神天命可以被证明存在，唯物主义也可以信鬼神天命的。
　　
　　刘备的穿越是客观存在，故而在刘备所在的时空，唯物主义也可以信穿越。
　　
　　临近天黑，刘备暂时中止了平乐观诸儒与诸葛亮的辩论，并让诸儒回去准备，等待一个月后的第二次辩论。
　　
　　今日辩论的诸葛亮打了诸儒一个措手不及，诸儒肯定是不会服气的，回去之后肯定要私下讨论、查阅典籍、准备话术等等。
　　
　　刘备也乐于如此。
　　
　　要用一次次的学术辩论，将“无神不讲经”的学术不正之风彻底击碎。
　　
　　诸儒回去准备，刘备也没闲着，而是将今日诸葛亮与诸儒辩论的速记手稿整理，在保持诸儒核心观点不变的情况下，取其精华部分记为《平乐议奏（一）》。
　　
　　又令洛阳的印刷工坊，连夜雕刻雕版，刊印成书，在洛阳市集上贩卖。
　　
　　一来是为了将唯物主义论快速传播，二是为了为诸葛亮扬名。
　　
　　试想，包括太常韩融在内的七十二名儒生，辩了一整日没能辩赢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还用的是唯物主义论。
　　
　　谁不好奇？
　　
　　即便是对神学经学深信不疑的，也得买来看看诸葛亮是如何将韩融等人辩赢的。
　　
　　而在《平乐议奏（一）》的尾页，又特别备注要在章武四年十一月十日，展开第二次辩论。
　　
　　同时开放平乐观，允许旁听。
　　
　　为了能让旁听者都能听到具体的辩论内容，刘备派遣专人在平乐观完善并扩建了扩音设施。
　　
　　一时之间，诸葛亮名声大噪，《平乐议奏（一）》的唯物主义论也被广为流传。
　　
　　不过这也引起了诸州郡官吏及民间儒生的不服，纷纷奔赴洛阳。
　　
　　故而第二次的辩论，就不只有诸葛亮一人了，刘备将法正、周瑜也调回了洛阳与诸葛亮、刘巴组队。
　　
　　而诸儒也自七十二人放开之一百零八人，剩下七十二人中不仅有名间精习神学经学的儒生，还有洛阳百官中原本看戏的。
　　
　　就连在东观的王允也忍不住要参与辩论。
　　
　　不过王允的请求被刘备挡了回去，你一个东观著书又提前了解过唯物主义论的老登，跑来跟几个少年辩什么？
　　
　　不仅王允，蔡邕、卢植、马日磾、黄琬、杨彪都不被允许参与辩论。
　　
　　刘备是为了给唯物主义论提供成长土壤的，不是让这六人砸场子的。
　　
　　若王允六人要下场，仅凭诸葛亮四人是不够格的，刘备得亲自下场才能赢下辩论，这不是刘备希望看到的。
　　
　　自章武四年十月，一直到章武五年九月。
　　
　　刘备连开十二场平乐议奏，由最初一场一日时限到最后一场五日时限，大到礼与刑，小到吃饭，都作出了唯物主义论的解释，并重点阐释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实践出真知”等唯物主义论的观点。
　　
　　刊印《平乐议奏》十二期，刘备又将其统一命名为《平乐通义》，与《白虎通义》相对。
　　
　　不过刘备并没有销毁《白虎通义》，而是将《白虎通义》也刊印成书。
　　
　　学术之论，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应该存在而非毁灭，承认《白虎通义》的客观存在也是唯物主义论的基本思想。
　　
　　而在《平乐通义》中，刘备对皇权赋予了新的定义：
　　
　　皇权非“天命所授、神意所归”，而是“天下黎庶耕桑之需、社稷安固之要，聚民力而成之公权，其存废、兴衰，皆系于“民力、物资、功过”，而非“天意、神启”。
　　
　　并以社会现象来论证皇权之起为“民力合聚，以济百事。”，如耕织需水利、防寇需戍边、灾年需调粮。
　　
　　若民各为私、力不相合，则田畴荒芜、寇贼横行，生计无依，故而天下列国，必推贤能者总揽诸事：征民力以修渠筑路，聚粮草以济饥馑，整甲兵以卫疆土。
　　
　　《平乐通义》认为此权非自天来，实因“耕桑之业、生民之需”而生，若无农耕之重、水利之要，便无统摄之权；若无戍边之急、救灾之迫，便无集权之理。
　　
　　正如郡县长官因“治一县之民、理一县之务”而设，皇权不过是“统天下之民、理天下之务”的总领，皆因“事之必需”，非因“命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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