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暗流交织

第五十一章：暗流交织 (第1/2页)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至二十九年（1940年）春，大别山区的敌后斗争进入了更为复杂微妙的阶段。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捉襟见肘，对山区根据地的“扫荡”虽依旧残酷，但频率和强度有所减弱，转而更注重利用伪政权进行“怀柔”与“蚕食”。然而，抗日阵营内部的暗流，却随之汹涌鼓荡起来。
　　
　　谢文渊的第十一支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和整顿，虽兵力仅维持在八百人左右，但骨干得以保存，战斗力在频繁的小规模战斗中得到了锤炼，加之与民众关系相对融洽，在这片区域已站稳脚跟，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游击力量。他也因“功”被第五战区司令部，此时已迁至老河口明令嘉奖，并补充了少量极其珍贵的弹药和电台配件。
　　
　　然而，这些表面的“风光”并未让谢文渊感到丝毫轻松。来自上峰的指令变得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让他为难。除了要求积极袭击日伪交通线、搜集情报外，更多了一项敏感且强硬的任务——“严密监视并限制辖区内异党赤色武装的活动与发展”，“发现其有扩张迹象，可相机处置，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
　　
　　电台里传来的电文，字字冰冷，如同无形的枷锁，套在了谢文渊的心上。他回想起那个疟疾肆虐的秋天，新四军小队送来的奎宁和那位年轻卫生员朴实的话语；回想起几次在日军“扫荡”的危急关头，与新四军游击队不约而同的侧翼掩护和情报共享。这些记忆，与电文中的“异党”、“武力解决”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让他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挣扎。
　　
　　他无法忘记南京城破时的惨状，无法忘记牺牲战友们驱逐日寇的遗志。如今外敌未去，山河破碎，却要将枪口对准曾经并肩御侮的同胞？这与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的初衷背道而驰。
　　
　　“支队长，上峰又来电催问，对北边新四军游击队的‘限制’措施落实情况。”参谋长拿着刚译出的电文，面带忧色地走进谢文渊设在一处隐秘山坳里的指挥部。
　　
　　谢文渊没有立即回答，他走到挂在木板墙上的军用地图前，目光扫过那些代表日伪据点的蓝色标记和代表己方及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红色、绿色标记。敌我态势犬牙交错，一目了然。
　　
　　“鬼子在麻城、罗田新增了两个据点，伪军李宝琏部也在向滕家堡方向蠢蠢欲动。”谢文渊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语气平静，“眼下当务之急，是应对日伪的春季‘蚕食’，巩固我们的游击区。至于北边……他们目前主要在霍山以北活动，与我们的防区尚有缓冲。只要他们不主动进入我核心区，暂时……以监视为主，避免摩擦。”
　　
　　“可是，上峰那边……”参谋长欲言又止。
　　
　　“上峰远在鄂北，不了解此地敌我交织的复杂情势！”谢文渊打断他，语气略带强硬，“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回电：我部正全力应对日伪春季攻势，对北线已加强警戒，暂无异常扩张迹象。”
　　
　　这显然是一份避重就轻、阳奉阴违的回电。参谋长心领神会，不再多言，转身去安排。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天后，一位不速之客到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派来的胡特派员。此人四十岁上下，穿着笔挺的军装，眼神锐利而倨傲，随身带着几名精干的卫士，显然是负有特殊使命。
　　
　　胡特派员在视察了支队驻地、听取了谢文渊的例行汇报后，并未过多评价其军事行动，而是将谈话引向了“敏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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