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八章：风暴前夜
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八章：风暴前夜 (第2/2页)【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扩建工地】
林薇在临时板房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快递。没有寄件人信息，拆开后，里面只有一张打印的A4纸，上面用宋体打印着几行字：
“有些历史，还是永远埋在地下比较好。
有些名字，还是永远沉默比较好。
为了你好，也为了你的家人好。
适可而止。”
冰冷的威胁，扑面而来。
林薇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但随即稳住。她立刻联系了赵海川，并将威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随后赶来的当地国安人员。
“笔迹是打印的，纸张和墨水普通，来源很难追查。”国安人员初步判断，“但从措辞和精准投递到你这点看，对方对你的工作内容和活动规律有一定了解。可能是残余的、与境外有勾连的极端势力，或者某些不愿看到历史被彻底清算的既得利益者的恐吓。”
赵海川的声音从加密线路传来，冷静而坚定：“小林，不要慌。这说明你们的工作打到了痛处。安保级别已经提升，你和核心团队成员以及亲属都会得到保护。威胁信是对方虚弱的表现，他们害怕真相被彻底揭开。按原计划推进，但一切行动听从安保指挥。”
挂断电话，林薇走到窗边，看着不远处正在紧张施工的新馆轮廓。夕阳下，那些尚未完工的钢结构骨架，如同不屈的脊梁。
她想起王奶奶颤抖的手，想起那块写着“477”的布片，想起那句“他本该有的人生被夺走了”。
恐惧是真实的。
但愤怒，以及愤怒背后那份为无声者发声的责任，更加真实。
她回到桌前，将威胁信锁进保险柜，然后打开了电脑上那份刚刚通过伦理审查的“受难者纪念单元”最终设计方案。
施工，将继续。
记忆，将矗立。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14日、15日。北京，紫禁城。
两天之内，帝国最高权力的两极相继崩塌。
11月14日傍晚，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载湉，在极度抑郁和病痛中悄然离世，终年三十八岁。死因成谜，官方宣布为“病逝”，但各种“毒杀”传闻早已不胫而走。这位一生受制于慈禧、试图变法却惨遭镇压的皇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形同傀儡，他的死亡并未引起朝野太大震动，反而让许多人松了一口气——一个潜在的、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符号消失了。
次日，11月15日未时（下午1至3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仪鸾殿病逝，终年七十四岁。她的死，真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精于权术、保守顽固、却又在晚年被迫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女人，带走了维系清王朝最后一丝凝聚力的强人权威。
紫禁城瞬间被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不安笼罩。根据慈禧生前安排，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年号“宣统”，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年轻而缺乏政治经验，且对袁世凯等手握重兵的汉臣深怀戒心（因其兄光绪帝与袁世凯有旧怨）。
皇帝与太后相继“龙驭上宾”的消息，以电报形式迅速传遍全国。在普通百姓中，引起的更多是茫然和对未来的忧虑；但在知识界、革命党以及列强观察家眼中，这无疑是一针加速剂。
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紧急会议。
“载湉、那拉氏相继毙命，清廷主少国疑，权臣暗斗，此天亡满清之时也！”黄兴兴奋道。
“确系难得良机。”孙中山较为冷静，“然我党力量尚需积蓄。当加紧筹款，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待时而动。同时，要利用舆论，揭露清廷‘预备立宪’之虚伪，载沣排汉之私心，进一步唤醒国人。”
宋教仁补充：“国内立宪派，经‘皇族内阁’一事（注：1907年清廷宣布内阁官制，满族亲贵占绝对优势，立宪派大失所望），已与清廷离心离德。可加强联络，争取中间力量。”
在国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主办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的《民报》论战虽酣，但双方在“清廷不可恃”这一点上，共识越来越强。各地新军（特别是湖北、湖南的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渗透和组织工作悄然加速。
而在北京，监国摄政王载沣面临的是一堆烂摊子：巨大的财政赤字（庚子赔款仍在支付），虎视眈眈的列强，日益高涨的立宪请愿，遍布全国的革命党活动，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他试图通过罢黜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疴”）、重用满族少壮亲贵来巩固权力，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削弱了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基础。
1908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寒冷。帝后的葬礼奢华而沉闷，仿佛在为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举行最后的挽歌。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黯淡而脆弱。
权力的钟摆，在失去最强阻尼后，开始失控地摆动。
地火的轰鸣，已隐隐可闻。
只待一个火星，点燃那堆积如山的干柴。
风暴，正在遥远的天空积聚力量。
而风暴眼中的人们，有的在拼命修补漏洞百出的船舱，有的在默默准备崭新的帆索。
历史的巨轮，正沿着它既定的、无可挽回的航道，冲向最后的激流与险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