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九章：教科书战争

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九章：教科书战争 (第2/2页)

他回复：“刚开完会，算是阶段性推进。你们那边顺利就好。”
　　
　　合上手机，他走到窗边，望着楼下院子里几棵叶子开始泛黄的银杏树。修订教科书，这只是“血脉记忆”工程中最基础、也最敏感的一环。纸面上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数百万乃至上千万青少年的历史认知。这无异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场在纸页间，在课堂里，在下一代人的心中。
　　
　　他知道，今天会议上的争论，只是一个缩影。在全国各地，有无数的学者、教师、编审人员，都在为如何讲述这段复杂而沉重的历史而苦苦思索、激烈辩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历史认知校准。
　　
　　目标不是灌输仇恨，而是找回真实。
　　
　　找回真实，才能理解我们从哪里来。
　　
　　理解了来处，才能更坚定地去往何处。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一间挤满了书架和稿纸的办公室里，油灯的光晕下，两个年轻人正在埋头工作。年长些的叫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面容清癯，目光沉静。年轻些的叫蔡元培，刚从绍兴来到上海不久，参与教科书的编纂。
　　
　　他们面前摊开的，是刚刚完稿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稿本。这是商务印书馆试图打破旧式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垄断，引入现代教育理念和新知识的重要尝试。
　　
　　蔡元培指着其中一课：“张先生，这一课讲‘我之国土’，只简单提及‘东至海，西至流沙，南至交趾，北至沙漠’，对于东北、西北、西南的疆域沿革，特别是近年丧失之地，是否过于简略？如今列强环伺，俄占东北，英侵西藏，法窥云南，日据……学子若不知疆域之变，如何生爱国保土之心？”
　　
　　张元济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笔：“孑民（蔡元培字）兄所言极是。然编纂教科书，掣肘极多。官府审查，忌讳‘夷夏’‘失地’等敏感字眼，动辄以‘煽惑人心’、‘有碍邦交’为由禁毁。书商也顾虑销量，怕内容‘过激’引来麻烦。你我纵有满腔热血，也不得不斟酌字句，曲折表达。”
　　
　　他起身，从书架深处抽出一本纸张泛黄、装订粗糙的小册子，封面无字。“你看这个。”
　　
　　蔡元培接过翻开，里面是用工整小楷抄录的一些文章和地图，内容赫然是《zhong俄瑷珲条约》、《zhong俄Beijing条约》的原文摘要，以及被沙俄割占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详细地图，上面用朱笔标注着“咸丰八年失地”、“咸丰十年失地”等字样。还有甲午战争、割让的记述。
　　
　　“这是……”蔡元培惊问。
　　
　　“这是几位同仁私下搜集、传抄的‘禁料’。”张元济压低声音，“不敢公开印行，只能以手抄本形式，在志同道合者间秘密流传。我们编教科书，明面上不得不守规矩，但暗地里，总得有人把真实的东西记下来，传下去。否则，几十年后，我们的子孙恐怕真的会以为，库页岛自古就是俄国的，从未属于中国。”
　　
　　蔡元培抚摸着册子上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感到一阵心潮澎湃，又夹杂着无奈与悲凉。“张先生，难道我们只能这样……暗度陈仓吗？教育救国，若连真相都无法堂堂正正地告诉孩子，国如何救？”
　　
　　“路要一步一步走。”张元济目光坚定，“先借‘国文’、‘地理’之名，将‘国家’、‘疆域’、‘物产’、‘民气’的概念植入孩童心中。待他们有了基本的认知和爱国心，自然会对更深入的历史真相产生渴求。我们现在做的，是在坚冰上凿开第一道裂缝。虽然慢，虽然难，但只要持续不断地凿，总有一天，冰层会开裂，春水会涌出。”
　　
　　他拿起那本即将付印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稿本，翻到后面一课，内容是简单介绍长城。“你看这一课，讲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保卫家园的屏障。我们不说它现在防不住洋枪洋炮，但我们要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我们的祖先，曾经建造了如此伟大的工程来保卫自己的家园。那么，面对如今破碎的山河，我们这一代人，该做些什么？”
　　
　　蔡元培沉默了。他看着油灯下张元济清瘦却挺直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那本秘密的抄本和桌上公开的教科书稿本。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混杂着时代的局限与痛苦，在他胸中激荡。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所能进行的、最艰难也最坚韧的抗争——在审查的夹缝中，在市场的顾虑下，努力将爱国、求真、自强的种子，小心翼翼地埋进下一代的心田。
　　
　　他们不知道这些种子何时能发芽。
　　
　　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编纂的这些带着镣铐的教科书，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
　　
　　但他们必须做。
　　
　　因为，这是文明记忆在官方渠道尚未断裂前，最后的、有组织的传承努力。
　　
　　是血脉记忆在近代屈辱的寒夜里，一次微弱而执着的搏动。
　　
　　窗外，是夜上海的点点灯火，和不远处黄浦江上外国轮船的汽笛声。
　　
　　窗内，是两盏不眠的油灯，和两个试图用纸张与墨水，为这个民族的未来保留一点火种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