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五章：被篡改的“夷夏”
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五章：被篡改的“夷夏” (第1/2页)【现代推进线】
2031年10月，华夏首都，“文明复兴研究院”核心会议室。
杭州研讨会的余波仍在持续发酵。国际学界的分裂日益公开化，支持华夏实证研究范式的“修正派”学者与坚守传统叙事的“捍卫派”之间的论战，从专业期刊蔓延到大众媒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院决定“趁热打铁”，发布一项筹备已久、旨在厘清一个关键历史思想公案的重磅研究成果。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显示着报告的标题：《“夷夏之辨”的文本流变与政治建构：从韩愈原文到元清篡改及近代误用》。报告人正是陈思源，但这份报告的背后，是一个囊括了古典文献学、历史语言学、版本目录学乃至满蒙文史料的跨学科团队数年的心血。
“各位同事，”陈思源开门见山，“‘夷夏之辨’是理解传统华夏天下观与族群观念的核心命题，也是近代以来被曲解、滥用最甚的概念之一。今天我们要呈现的，不是哲学思辨，而是一条清晰的、基于现存最早刻本、石刻、写本及域外汉籍比对的文本证据链。这条证据链将揭示，今天广为流传的某些‘经典论述’，其面貌是如何在历史中，尤其是在元、清两朝，被系统性修改，以服务于特定政治合法化需求的。”
屏幕上首先并列展示了现存最早的几种韩愈文集重要版本的书影：宋代蜀刻大字本《昌黎先生集》、南宋廖莹中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以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本残卷。这些版本中，《原道》篇的关键段落清晰一致：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陈思源用激光笔圈出“诸侯”二字：“请注意，韩愈原文的主语，明确是‘诸侯’——即周天子分封的、原本就属于华夏政治文化体系内部的各级统治者。这里的‘夷之’与‘中国之’，是文化礼乐意义上的身份降格或提升，是内部的文化评价与规训机制。其前提是，这些‘诸侯’本身是‘诸夏’，讨论的是他们行为是否合‘礼’（周礼）。这里完全不涉及外部真正的‘夷狄’（非华夏血缘与文化起源的族群）能否通过进入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就变成‘华夏’的问题。”
接着，画面切换到元代的版本：元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书影。在这段文字前，赫然多出了两个字——“夷尔”。
“夷尔，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在元代，”陈思源语气沉静，“学者在官方或半官方的授意下，对文本进行了关键性添加。‘夷尔’二字，强行改变了主语和逻辑。它模糊了‘诸侯’的前提，将论述对象悄然替换为泛指性的‘夷狄’。于是，这句话的意思变成了：‘夷狄如果进入中国，就可以被视作中国（华夏）。’这为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宣称自己可以通过接受（哪怕只是表面的）华夏文化而获得‘中国’身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典文本依据。”
他展示了更多元代文献，包括一些蒙古、色目人官员的碑传和奏议，其中引用此句时，均已采用添加了“夷尔”的版本，并以此论证元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于“用夏变夷”。
然后画面跳转到清代。清初内府刻本《御定全唐诗》附录的韩愈文集、乾隆朝武英殿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韩愈文章，乃至影响巨大的《古文观止》清代刻本，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或进一步简化为“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表述。原文中的“诸侯”彻底消失，“夷之”与“中国之”的文化评价内涵，被偷换为“夷狄”通过地理进入即可实现身份转化的政治命题。
“清代对这句话的定型和推广是不遗余力的，”陈思源调出了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档案中，关于编纂《四库全书》时处理韩愈文集的讨论记录照片，“编纂官员明确提及，需采用‘今本’（即已篡改本）以‘正人心、厚风俗’，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通过将这种篡改后的文本植入科举考试指定用书和普及性文选，使其成为士人乃至民间普遍接受的信条，从而在思想层面瓦解‘华夷之防’，为清朝统治构建理论防线。”
报告的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近代，尤其是日本侵华时期，军国主义学者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这条已被篡改的论述。屏幕上展示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机构出版的宣传册和研究报告，其中将“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与日本自称的“华夏文化正统继承者”身份结合，炮制出“日本入主华夏国土乃是‘回归’而非侵略”的荒谬逻辑，为其侵略行径披上“文化融合”的外衣。
“至此，”陈思源总结道，“一条清晰的篡改与利用链条浮现：元代为异族统治合法化而初篡，清代为巩固统治而固化并推广，近代脚盆鸡军国主义则为侵略目的而恶意曲解再利用。而韩愈原文关于文化礼乐标准的、对内不对外的重要区分，则被彻底湮没。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通过最扎实的文献考据，将这条被权力和野心扭曲的链条打断，让原文的光亮重新显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考订，更是对历史叙述权、文明解释权的正本清源。”
报告结束后，会议室陷入短暂的寂静，随即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掌声中包含了学者们对扎实考据的敬意，更包含了一种拨云见日的振奋。
林薇补充道：“我们的基因研究也从侧面支持这一文本考据。大规模父系谱系数据显示，历史上北方地区确实存在基因交流，但其模式是渐进、双向的融合，而非伴随着‘夷狄进则中国之’这种论述所暗示的、大规模族群身份瞬间转换的、断裂式的‘征服-同化’。生物学证据与文献证据，在这里指向了同一个更复杂、更连续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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