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七章：西方学术界的分裂
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七章：西方学术界的分裂 (第1/2页)【现代推进线】
2032年秋，英国剑桥，三一学院。
古老的回廊石壁沁着湿冷的寒气，但休息室内的壁炉烧得正旺，橡木镶板的墙上挂着牛顿、培根等学院先贤的肖像。此刻，室内气氛却与温暖的炉火格格不入，弥漫着一股紧绷的、近乎对峙的沉默。
围坐在厚重桃花心木圆桌旁的，是六位来自欧洲不同顶尖学府的史学、古典学、考古学和科学史教授。他们应剑桥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埃德温·柯林斯之邀，举行一场非正式的闭门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应对近期来自华夏“文明复兴研究院”及其国际盟友提出的一系列“系统性考证”所带来的冲击。
柯林斯教授坐在主位，面色比几个月前在杭州时更加憔悴，但眼神深处有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锐利。他面前摊开着几份打印材料：包括林薇团队关于汉族基因连续性的论文摘要、《重估西方古典文献物质条件与传播路径》合作研究计划书、以及“启明”视频《盗火者与取火者》的英文译稿节选。
“先生们，”柯林斯打破沉默，声音干涩，“我想我们都不再能否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或‘民科’。他们引用的史料，很多是我们自己档案库里的东西；他们提出的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物质载体总量与中世纪羊皮纸年产量之间的显性矛盾，是......是物理和经济学问题。而他们关于技术传播‘改名换姓’的假说，虽然激进，但结合那些从梵蒂冈秘库流出的、带有汉字批注的图纸......我们无法简单地用‘巧合’或‘伪造’来打发。”
坐在他对面的是来自海德堡大学的古典文献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施密特，一位以捍卫传统学术严谨性著称的学者，此刻脸色铁青。
“埃德温，你这是在动摇我们学科乃至文明叙事的根基！”施密特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是，羊皮纸产量估算可以重新计算，个别文献的传播路径可能存在模糊地带。但这不等于整个古典大厦是伪造的！更不等于华夏可以宣称自己是所有重要知识的源头！这是用实证主义的锤子，砸向由无数文献、考古、艺术史证据交织而成的、活生生的文明传统！他们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本身就不‘学术’！”
“但他们的‘锤子’确实砸中了一些我们从未仔细审视过的‘接缝’。”说话的是来自巴黎高等研究院的年轻科学史学者，索菲·勒克莱尔，她语气平静但坚定，“我仔细检查了他们关于《天工开物》技术与早期欧洲机械原理相似性的对比列表。有些对应......过于精确了，尤其是双动式风箱与双作用气缸原理的图解类比。而《天工开物》在国内失传，却在18世纪初的法国出现了带有详细注释的节译本，这个时间点，恰好是欧洲某些关键技术突破的前夜。作为科学史研究者，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和结构上的‘相似’。”
“相似不等于源流！”施密特反驳，“人类面对相似的自然问题，完全可能独立发展出相似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就是多起源论！”
“那如何解释那些带有明确汉字术语和明代计量单位的批注，出现在所谓的‘欧洲早期设计图’上？”勒克莱尔追问，“我在华夏学者提供的模糊图像里，辨认出了一个词‘升’，这是中国的容量单位。它出现在一张标注为‘1540年意大利某工程师’的抽水机草图边缘。这又怎么用‘独立发明’解释？”
休息室里再次陷入沉默。炉火噼啪作响。
来自牛津的考古学家，大卫·艾博特教授，一直摩挲着手中的烟斗，此刻缓缓开口：“我从考古物质文化的角度说两句。华夏学派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拥有如此辉煌的文明，但其留下的、可供大规模分析的日常生活废弃物（陶片、骨器、冶炼渣、农作物遗存）的堆积规模和系统性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相比，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被认为是‘中心城市’的遗址。我们以往用‘保存条件不同’、‘发掘不充分’解释。但......如果放在全球视野下对比，这确实是个需要正视的疑问。不是要否定整个古典文明，而是我们的考古解释模型，是否需要纳入更多变量？比如，文献记载的‘辉煌’与考古揭示的‘物质基础’之间，是否需要更审慎的校准？”
“大卫，连你也......”施密特教授难以置信地看着艾博特。
“我不是倒向华夏叙事，”艾博特冷静地说，“我是认为，他们的质疑，迫使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痛苦的学术自查。不是毁掉大厦，而是检查地基的每一块砖石是否都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坚实。这工作本该由我们自己主动做，现在却被外力推动，是有些尴尬，但未必是坏事。”
柯林斯教授听着同事们的争论，脑海中却浮现出杭州研讨会上，那位华夏学者唐先生平静而坚定的眼神，以及他展示的关于韩愈原文被元清两代篡改的详尽文本流变图谱。那种对文字细节的执着考据，那种对历史叙事被权力扭曲的敏感，恰恰是西方“语文学”（Philology）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审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种感觉极其复杂。
“我想，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具体证据的挑战，”柯林斯缓缓说道，“而是一种范式（Paradigm）的潜在转移。长久以来，我们的文明叙事是一个‘从古希腊罗马，到黑暗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崛起’的线性进步故事。这个故事赋予了欧洲中心地位，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而现在，有人从外部提出：这条线的某些关键环节，可能嵌入了来自其他文明的‘预制件’，甚至整个线性叙事本身，可能掩盖了更复杂的、多中心的文明互动图景。这动摇的不是几个历史事实，而是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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