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十二章：产业之争
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十二章：产业之争 (第2/2页)“另外，”陈思源补充，语气严肃，“赵处那边有消息。对方不仅在会场施压，场外的动作也在升级。我们几家参与标准制定的国内企业，近期在海外市场相继遭遇了非关税壁垒、数据安全审查刁难，甚至有针对高管的个人诉讼威胁。这是典型的组合拳。”
欧阳予倩眼神一凛：“明白了。这是全方位的‘产业之争’。我们不会退缩。”
挂断通讯，她望向窗外日内瓦湖宁静的景色。湖光山色之下，是一场关乎未来百年人类文明数字形态的无声硝烟。华夏能否将自己数千年应对复杂系统的生存智慧，转化为制定新世界规则的话语权，这场“标准之战”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商业利益的争夺，更是文明复兴之路必须跨越的一道险隘。
【历史闪回线】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夏，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烈日当空，戈壁的热风卷着沙尘，吹拂着石窟前残破的脚手架和临时工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几名助手，正在争分夺秒地对云冈石窟进行系统的测绘、拍照和记录。梁思成攀在脚手架上，用冻得发僵的手握着绘图笔，仔细勾勒着第五窟大佛背光上极其繁复、精美的浮雕纹样。林徽因在下方，一边核对早先的笔记，一边用莱卡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佛像的细节。他们的脸上、衣服上满是尘土，嘴唇因干燥而皲裂，但眼神专注得惊人。
华北局势已危如累卵。“七七事变”的枪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日军正沿平绥铁路快速推进，战火随时可能蔓延至此。他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与逼近的炮火赛跑。
“思成，这边第十七窟的测绘还差东壁下部！”一个助手气喘吁吁地跑来喊道。
“知道了！让徽因先拍完第五窟这组飞天，我们马上过去！”梁思成头也不回地答道，笔尖在硫酸纸上飞快移动。他知道，这些历经一千五百多年风雨的北魏艺术瑰宝，在现代化战争的炮火面前无比脆弱。一次轰炸，就可能让千年艺术结晶化为齑粉。他们现在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张照片，都可能是这些国宝留给世界的最后“容貌”。
工作间隙，林徽因靠在阴凉的石壁下，匆匆啃着干粮，翻看已经完成的记录册。册子里不仅有精确的尺寸数据、结构图样，还有他们对雕塑风格、开凿年代、艺术源流（融合了犍陀罗艺术与中原传统）的初步研究笔记。“这些造像，这种气度，只有在民族精神高昂、文化自信强大的时代才能诞生。”她轻声对身边的年轻助手说，“我们现在记录它们，不仅仅是为了留下建筑资料，更是要留住这种精神。万一……万一有什么不测，后人至少还能通过这些图纸和照片，知道我们祖先曾经创造出何等伟大的东西，知道我们这个民族，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审美与创造力。”
年轻助手重重点头，眼眶有些发红。他明白，先生们从事的，是一项悲壮而伟大的事业——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下，为文明留存火种。
入夜，在简陋的工棚里，借着马灯的微光，梁思成整理着白天拍摄的底片。林徽因则伏案疾书，补充着考察日记：“……第十九窟主佛面容慈悲庄严，衣纹流畅如出水，然其右臂已有早年地震裂痕，亟需加固，而今战乱将至，安得善工？思之怅然。吾辈今日所为，虽如螳臂当车，然文化之脉，存亡继绝，匹夫有责。只愿他日山河重光，后人能据此鳞爪，复原旧观，则吾辈心血不虚。”
他们的工作远不止云冈。在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以中国营造学社为核心，一批中国学者和建筑师，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对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五台山佛光寺、应县木塔等无数重要的古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的调查、测绘和记录。他们常常在地方乡绅的帮助下，躲过土匪和散兵游勇，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用最专业的素养和最炽热的爱国心，为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遗产建立了一份尽可能完整的“病危档案”。
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序言中写道：“……抗战军兴，经费涸竭，同人散处四方，然此项工作未尝一日或辍。盖吾人深知，此不仅为学术之研究，实亦为民族文化遗产之抢救。一旦国家光复，此项资料即为重建之基。”
他们是真正的文化卫士。在硝烟弥漫、山河破碎的年代，他们用科学方法和人文情怀，铸就了一道无形的、守护文明记忆的精神长城。他们的工作，为战后乃至新中国的古建筑保护、修复与研究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石。那些精心绘制的图纸、拍摄的照片、撰写的报告，本身也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文物”，铭刻着一代学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对自身文明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此刻，在云冈的星空下，梁思成收起最后一张底片，对林徽因说：“明天必须走了，日军前锋已近雁门关。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语气中有不甘，更有决绝。
林徽因握住他的手，望向黑暗中石窟巍峨的轮廓：“我们尽力了。这些石头会记得，历史也会记得。”
文明的薪火，有时并非熊熊烈焰，而是在最黑暗的夜里，由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用冻僵的手指紧握的、微弱的笔尖与镜头守护的、那一点不肯熄灭的星芒。正是这点点星芒，跨越战火与时代，最终汇入了后世“文明之心”那浩瀚的数据星河，成为文明“断剑重铸”过程中，一段永不磨灭的基因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