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三章：不列颠之墙

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三章：不列颠之墙 (第2/2页)

陈思源在研究院内，看着“文明之心”系统模拟的谈判博弈推演图。图上代表大英博物馆的节点顽固地亮着红光，与吉美博物馆代表的可协商黄光形成鲜明对比。系统基于历史行为模式和国际法案例库分析，给出了概率评估：“短期内通过直接谈判实现核心目标文物回归的概率低于15%。建议：施加多维压力（法律、舆论、学术、外交），寻求次要目标突破或第三方调解，同时准备长期博弈策略。”
　　
　　“看来，需要准备一场‘围城战’了。”沈教授叹道，“不仅要攻墙，还要断其粮道，扰其人心。”
　　
　　林薇则更关注那些“特殊收藏品”。“如果‘貂蝉’相关的物品真的混杂在大英博物馆的海量库藏中，而那个基金会又在接触……他们想干什么？是单纯的研究兴趣，还是有更实际的目的？”
　　
　　文明的归家路，在欧洲大陆的西端，遇到了最厚重、最傲慢的一道铁门。要叩开它，需要的不仅是道理与证据，更是综合国力的持续投射、国际道义阵地的争夺、以及难以预料的时机与韧性。
　　
　　【历史闪回线】
　　
　　19世纪初至中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筹建与早期扩张时期。
　　
　　这座后来被誉为“世界博物馆之首”的机构，其奠基与早期辉煌，与不列颠帝国的全球扩张和殖民掠夺紧密交织，几乎是一部用世界各地珍宝写就的帝国凯歌。
　　
　　场景一：1806年，博物馆库房。 刚刚从埃及“考察”归来的英国外交官兼古董商亨利·索尔特，正指挥工人卸下几十个沉重的板条箱。箱子里装满了从埃及各地“收集”来的文物：巨大的法老石雕像、精美的木乃伊棺椁、刻满象形文字的石碑残块……其中许多，是趁着奥斯曼帝国统治松散、当地人对古物价值懵懂无知时，以极低成本购得或直接运走的。索尔特为自己的“收获”洋洋得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把半个底比斯都搬来了。这些奇妙的东西，将让伦敦的绅士淑女们大开眼界，也让那些法国佬看看，谁才是古代文明真正的鉴赏者和保护者。”这些文物构成了大英博物馆埃及馆的核心基础。
　　
　　场景二：1816年，议会辩论。 围绕是否购买额尔金勋爵从希腊帕特农神庙拆下并运回英国的大理石雕塑，议会展开了激烈辩论。支持者声称，这些雕塑在雅典饱受战乱和环境污染威胁，来到英国能得到更好保护，并“启蒙大众”；反对者则指责此举是“野蛮的掠夺”。最终，帝国财力和“文明使命”感占了上风，议会拨款收购，这批被称为“埃尔金石雕”的瑰宝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开启了关于文物归属的百年争议。这一先例，为后来帝国从全球各地“收集”文物，提供了某种自欺欺人的道德借口和法律参照。
　　
　　场景三：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后不久，伦敦某贵族沙龙。 刚从中国回来的军官和外交官，向好奇的上流社会展示着他们的“战利品”：小巧的玉器、精美的瓷器、华丽的珐琅钟表。一位伯爵夫人拿起一件翡翠鼻烟壶，对着灯光赞叹：“多么精巧！那些中国人虽然野蛮，但手艺真不赖。”军官笑道：“夫人，这只是一些小玩意儿。我们运回来的大家伙，比如那些青铜巨鼎和书画卷轴，正在仓库里等着分类呢。很快，您就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它们了——那将是我们远征东方最荣耀的见证之一。”沙龙里充满了对“帝国武功”与“异域奇珍”的赞叹，无人提及火光冲天的圆明园和无数被毁的文明结晶。
　　
　　场景四：1907年，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办公室。 主任正审阅着斯坦因从敦煌寄来的第一批写本和绢画的目录清单。他一边为这些古老文献的学术价值感到兴奋，一边略带忧虑地对助手说：“斯坦因博士的‘收获’太惊人了。我们必须尽快整理、编目、研究，要抢在法国人和德国人前面发表成果。这些东西，将极大地拓展我们对中亚和佛教历史的认知。当然，”他顿了顿，补充道，“我们要强调，这是科学的、拯救性的考察，是从湮没和忽视中抢救文化遗产。至于那个中国道士……嗯，他得到了修缮庙宇的报酬，各取所需。”
　　
　　在这些历史片段中，大英博物馆的“收藏”行为，始终与帝国的军事胜利、殖民探险、商业扩张以及“文明优越论”紧密结合。文物，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帝国荣光的象征、殖民合理性的注脚，以及构建“西方主导世界文明史”****的实物证据。其获取手段，往往混合了武力掠夺、不平等交易、利用当地人的贫困与无知，以及披着“科学考察”外衣的搜刮。
　　
　　这种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逻辑和认知框架，深深烙印在大英博物馆的机构基因里。即便时过境迁，帝国不再，那种将自身视为“文明精华终极保管者”的自我定位，以及将非西方世界文物视为“全人类遗产”而淡化其具体归属和痛苦历史的思维定式，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并构筑成今日谈判桌上那道难以逾越的“不列颠之墙”。
　　
　　理解这道墙的来历，便知其为何如此厚重。要撼动它，不仅需要当代的法理与情理，更需要彻底解构和挑战其背后那套根植于殖民历史的、关于文明、所有权与展示权的深层叙事。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认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