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余烬

第十五章余烬 (第2/2页)

卡尔似乎看出了他在想什么。
　　
　　“我听说了费希特的事。他去年……”
　　
　　“对，”弗里德里希打断他，“他走了。一八一四年二月，病死的。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
　　
　　“他死之前，一直在写那本书。《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续篇。没写完。临终前，他把手稿交给我，说‘你想办法，让该读到的人读到它’。”
　　
　　卡尔沉默着。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谁也不说话。
　　
　　五
　　
　　第二天晚上，弗里德里希带着卡尔去参加一个聚会。
　　
　　那是柏林一个文化沙龙，每两周举办一次，参加的人有作家、学者、艺术家，还有一些思想开明的贵族和商人。主持沙龙的是一个年轻人，叫所罗门·海涅。
　　
　　弗里德里希是在洪堡那里认识他的。洪堡说，这个年轻人是汉堡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儿子，很有才华，也很有钱，正在资助一些被审查的作家和学者。
　　
　　“他值得认识。”洪堡当时说。
　　
　　沙龙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举行，离大学不远。弗里德里希和卡尔到的时候，客厅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有人在高谈阔论，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在角落里安静地看书。
　　
　　一个年轻人迎上来。他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剪裁考究的深色礼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瓦尔德克先生，欢迎欢迎。这位是？”
　　
　　“我的朋友卡尔，刚从柯尼斯堡来。”
　　
　　所罗门伸出手，和卡尔握了握。
　　
　　“欢迎。今天正好有个有趣的话题，你们可以听听。”
　　
　　他把他们引到客厅中央，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在说话，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他们说，战争结束了，和平来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我告诉你们，这不是和平，这是休战。是暂时的喘息。欧洲的旧势力又回来了，比从前更顽固、更反动。他们想回到一七八九年以前，回到那个国王是国王、贵族是贵族、老百姓是老百姓的时代。但那是不可能的。大革命改变的东西，永远改变了。”
　　
　　有人插话：“可是拿破仑失败了。”
　　
　　“拿破仑失败了，但革命的思想没有失败。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词已经在欧洲人心里生了根。你们以为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那些亲手打死过敌人、亲眼见过巴黎的年轻人，还会甘心回到庄园里，给地主当牛做马吗？”
　　
　　客厅里一阵沉默。
　　
　　老者继续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变，而在于怎么变。是像法国人那样，用暴力和流血，一夜之间推翻一切；还是像我们普鲁士人这样，用改革和渐进，一步一步往前走。施泰因、沙恩霍斯特、洪堡，他们走的是第二条路。但现在，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弗里德里希听着这些话，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他想起施泰因离开普鲁士时的背影，想起沙恩霍斯特在战场上受的伤（去年他也死了，死于伤口感染），想起洪堡被冷落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的样子。
　　
　　他们努力过，挣扎过，试图用改革让普鲁士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可结果呢？
　　
　　老者还在说：“所以我们这些人，能做点什么？写文章，办报纸，开沙龙，把这些想法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还有另一条路可走。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等不到那一天，但下一代，再下一代，总会等到的。”
　　
　　沙龙结束后，所罗门走到弗里德里希身边。
　　
　　“觉得怎么样？”
　　
　　弗里德里希想了想。
　　
　　“他说得对。但也说得让人绝望。”
　　
　　所罗门笑了。
　　
　　“绝望？我倒不觉得。至少还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听。总比所有人都闭嘴强。”
　　
　　他看着弗里德里希，目光里有一种探究的神情。
　　
　　“我听洪堡先生提过你。他说你是个会想问题的人。哪天有空，我们单独聊聊？”
　　
　　弗里德里希点点头。
　　
　　六
　　
　　从沙龙出来，已经是深夜。
　　
　　弗里德里希和卡尔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月光很亮，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一下一下。
　　
　　“那个人说得对，”卡尔忽然开口，“我们这一代人，也许真的等不到那一天。”
　　
　　弗里德里希没有接话。
　　
　　“费希特死了，沙恩霍斯特死了，施泰因流亡，洪堡被冷落。当年那些喊着‘解放战争’、‘民族复兴’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
　　
　　弗里德里希停下脚步，看着他。
　　
　　“你想说什么？”
　　
　　卡尔也停下脚步，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我只是……有时候会想，我们这些年做的这些事，读书、想问题、参加沙龙、写那些没人看的文章，到底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
　　
　　弗里德里希看着他，月光下那张脸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迷茫。
　　
　　“你还记得费希特说过的那句话吗？”弗里德里希问。
　　
　　“什么话？”
　　
　　“他说，不是我们已经是什么，而是我们想成为什么。”
　　
　　他顿了顿，继续说：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等不到那一天。也许我们的儿子、孙子才能等到。但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事，他们连想都不会想。他们会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
　　
　　卡尔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
　　
　　“你变了，”他说，“比在柯尼斯堡的时候，变了很多。”
　　
　　弗里德里希苦笑了一下。
　　
　　“变了吗？我也不知道。只是见的多了，想的多了，慢慢就知道，有些事急不得，有些事必须做。”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月光下，柏林的街道安静得像一座空城。
　　
　　七
　　
　　回到住处，弗里德里希点上蜡烛，坐在桌前。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那是他在柯尼斯堡开始记的那个本子，已经记了快十年了。他翻到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烛光下写字：
　　
　　“一八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卡尔来柏林了。韦伯又来申诉关税了。晚上去了所罗门的沙龙，听一个老人讲那些让人绝望又让人不绝望的话。
　　
　　费希特死了两年了。他的书还没印出来。手稿在我手里，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出版商不敢印，印了也卖不出去，卖出去也可能被查禁。可那些话，那些他说过的、写过的，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
　　
　　今天那个老人说，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等不到那一天。也许真的要等到下一代，再下一代。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就像父亲说的：想明白了，就去做。”
　　
　　他合上本子，吹灭蜡烛，躺在床上。
　　
　　窗外，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一声接一声。
　　
　　一八一六年的秋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