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瓦特堡的火焰

第十六章瓦特堡的火焰 (第2/2页)

“弗里茨：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巴黎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每天就是巡逻、站岗、喝酒、睡觉。占领军的生活就是这样，没什么意思。
　　
　　但有些事，我想告诉你。
　　
　　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柯尼斯堡喝酒时说的话吗？你说我们要读书、想问题、等那一天。现在那一天来了，可我发现，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法国人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以前以为他们是敌人，是压迫我们的人。可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个法国人，普通的士兵、工人、小店主。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想活着，也想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们的孩子也会饿，他们的妻子也会病，他们的老人也会死。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当年打的那场仗，到底是为了什么？真的是为了自由吗？还是只是换了个人来统治我们？
　　
　　还有一件事。让你还记得吧？那个阿尔萨斯士兵，住在你们家的那个。我去年在斯特拉斯堡碰到他了。他没回阿尔萨斯——回不去，那里现在又是法国的了。他在一个小镇上当铁匠，娶了当地的女人，生了两个孩子。他让我带话给你，说谢谢你当年的那碗汤。他说，如果哪天你来法国，一定要去找他。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柏林。也许很快，也许还要等很久。但不管在哪，我都会记得我们在柯尼斯堡的那些日子。
　　
　　你永远的朋友
　　
　　汉斯”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窗边站了很久。
　　
　　他想起让。想起那年春天，那个阿尔萨斯士兵坐在庄园的门廊里，笨拙地拆着绷带，他端着一盆温水走过去。想起让教他说的那些法语单词：面包叫“pain”，水叫“eau”，朋友叫“ami”。想起皮埃尔送的那枚勋章，现在还贴在他胸口。
　　
　　他们现在都在哪？皮埃尔死了，死在别列津纳河。让活着，在法国某个小镇上当铁匠。汉斯在巴黎，每天巡逻站岗。
　　
　　而他呢？在柏林，在贸易司的办公室里，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
　　
　　这就是他们等来的那一天吗？
　　
　　五
　　
　　十一月初，约翰·韦伯又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带着申诉材料，而是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几瓶酒和一些南德的土特产。他站在办公室门口，笑呵呵的，看起来比上次精神多了。
　　
　　“瓦尔德克先生，我来还人情了。”
　　
　　弗里德里希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韦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上次你帮我减了税，我一直记着。这次路过柏林，带点家乡的东西，不成敬意。”
　　
　　弗里德里希请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
　　
　　“生意怎么样？”
　　
　　韦伯的眼睛亮了起来。
　　
　　“好多了。自从你们那个‘关税同盟’把几个省的税统一了之后，过境快多了。以前走一趟要半个月，现在十天就够了。省下的时间能多跑一趟，多赚一笔。”
　　
　　他看着弗里德里希，目光里有一种真诚的感激。
　　
　　“你知道吗，我们这些跑买卖的，最怕的就是关卡。每个关卡都是一个祖宗，伺候好了让你过，伺候不好就卡你三天。现在好了，过普鲁士的关卡，一次交完，后面就通了。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弗里德里希听着这些话，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奇怪的感觉。不是骄傲，不是满足，而是一种……踏实。
　　
　　那些文件、那些申诉、那些没完没了的纠纷，原来真的有用。原来真的有人在受益。原来那个“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的等待，已经在这几年里，悄悄地改变着什么。
　　
　　“韦伯先生，”他说，“如果你以后在路上遇到别的商人，告诉他们，普鲁士的关税同盟，会越来越好。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是因为对我们都有好处。”
　　
　　韦伯笑着点头。
　　
　　“我会的。”
　　
　　临走前，他忽然想起什么，从篮子里拿出一瓶酒，塞到弗里德里希手里。
　　
　　“这是我家自己酿的，巴伐利亚的黑森林那边的酒。你尝尝。下次来柏林，我还来找你。”
　　
　　弗里德里希握着那瓶酒，看着韦伯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他忽然想起父亲信里写的那句话：“普鲁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需要能想问题的人。”
　　
　　也许，这就是他想问题的结果。不是写在纸上，不是喊在口号里，而是实实在在的，让一个巴伐利亚的商人，能少跑几天路，多赚一点钱。
　　
　　这就是他做的事。
　　
　　六
　　
　　那年冬天，弗里德里希终于把费希特的遗稿出版了。
　　
　　不是正式出版——没有出版商敢接。而是私下印了五百本，用最便宜的纸，最简陋的装订，通过所罗门的渠道，悄悄送到那些“该读到的人”手里。
　　
　　他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小字：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老师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他教会我，一个人可以为一个理想活一辈子，也可以为一个理想死。他的理想是德意志。我的也是。”
　　
　　五百本书送出后，他收到了一些回音。有人写信感谢，有人托人带话，有人默默收下，什么都没说。也有一个人，是警察局的，上门问了几句，翻了翻他的书桌，最后什么都没找到，走了。
　　
　　那天晚上，弗里德里希坐在桌前，点着蜡烛，翻开那个跟了他十年的本子，写下新的一行：
　　
　　“一八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费希特的书印出来了。五百本，不知道能传到多少人手里。也许只有五十个，也许只有五个。但至少，他的那些话，不会烂在我这里。
　　
　　汉斯在巴黎，说他想不明白，我们当年打仗是为了什么。卡尔在柏林，说他越来越觉得，那些烧书的学生才是对的。韦伯在巴伐利亚，说他生意好多了，下次来请我喝酒。
　　
　　我呢？我还是不知道答案。但我想，也许答案不在一个地方，而在很多地方。在费希特的书里，在汉斯的信里，在韦伯的酒里，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文件里。
　　
　　也许，这就是我想问题的结果。”
　　
　　他合上本子，吹灭蜡烛。
　　
　　窗外，月亮很亮。月光照在施普雷河上，泛着银色的光。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一声接一声。
　　
　　一八一七年的冬天，就这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