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分数线的形状
第七章 分数线的形状 (第2/2页)而在北京，韩世清正在办公室里看同一份舆情。秘书每隔一小时给他送来一份最新的热搜监测报告。他看到“百分之四”那张假表格时，眉头皱了一下。他想知道那张表格是谁做的——不是因为它捏造了数据，而是因为捏造的数据在某个方向上歪打正着地接近了内部讨论时的一些初步测算。这张表格最危险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让一个还在讨论中的、从未被批准公开的思考方向，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暴露在了公众面前。他给办公厅打了个电话，声音很平和：“通知各平台，关于赋分制具体比例的虚假信息，一律删除。另外，从今天起，任何关于赋分制的讨论，平台必须加注‘信息未经核实’的提示标识。自媒体发布相关分析，需提供作者的真实身份和资质备案。”他没有说这是“扼制言论”。他说的是“规范信息发布秩序”。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说法的效果是一样的。
上午，林晚晴在办公室批改上周的作文。作文题目是《我理想中的教育》。她翻开一篇，字迹工整，第一行写着：“我认为教育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神经接口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她看了看名字——是那个问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过时了的男生。他最近手腕也开始发光了。他这篇作文写得四平八稳，每一段都有论点、论据、结论，结构完美得像AI生成的。但她注意到一个细节——作文的最后一句本来是“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教育”，但他把“理想”两个字划掉了，改成了“希望”。那个修改不是用修正带涂的，是用笔反复描黑的，像是在反复确认这两个字的区别。
她翻开下一篇。下一篇是周雨的。周雨的字比以前好了一些，但还是歪歪扭扭的。她写道：“我理想中的教育是每个人都可以慢慢学，不用担心被别人超过去。这样我爸爸就不用做手术了。他做手术以后手总是凉的。”林晚晴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她把作文合上，放在一边。她没有评分。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评，是她觉得分数不足以回应这篇作文。
下午一点，教育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份补充说明。补充说明很短，只有三百多字。核心信息是：赋分制的具体比例将在试点后根据数据动态调整，未达到临界阈值前不会强制限制任一考生群体的升学权益。最后一句话是：“网络流传的‘名额分配表’为不实信息，相关部门正在追查来源。”
这条补充说明发布之后，网上的讨论没有平息，反而更激烈了。因为“未达到临界阈值前”这个表述给了所有人一个新的追问对象——临界阈值是多少？你们说“不会强制限制”，那临界阈值以上呢？这个问题教部没有回答。补充说明只是重复了之前的公告措辞——“参考自然对数底数e的二分之一”。对这个措辞的解释，教部官方至今没有给出任何通俗化的翻译。
下午时分，李明兰坐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未完成的赋分制实施细则草稿。她今天请了半天假——理由是“身体不适”。但她的秘书知道，她今天早上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坐在办公桌前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下午的会她不参加了。
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他们的儿子今天在学校被同学问了一句话——“你妈是不是那个订赋分制的人？那你能不能帮我们看看那个比例到底是多少？”儿子没有回答。他回到家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李明兰的丈夫在电话里说：“他不是在怪你。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同学解释。”李明兰挂了电话之后，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她想起韩部长宣布赋分制那天，她在会议室里端起了那杯茶，嘴唇没有碰到，又放下了。现在她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手里没有茶杯。但那个放下的动作，她觉得好像一直没有做完。
晚上，周明远加班到近十点。星核科技内部已经就赋分制开了好几次会——不是公司层面的正式会议，而是几个技术负责人自发聚在茶水间里的非正式讨论。大家的意见很分裂：做硬件的人觉得赋分制是政策风险，会直接冲击青少年接口的销量；做算法的人觉得赋分制是技术机会，可以开发专门针对赋分制考纲的AI备考系统，卖给那些被分到另一个赛道的家庭；而像周明远这样不直接负责产品线的人，则坐在角落里听着，没有说话。
他听到同事们在讨论“怎么帮家长绕过赋分制的限制”时，忽然想起了周雨画的那两只手。暖色的，亮色的。他说“这一小块不会让它变亮”。但如果赋分制让那些做了植入的孩子被分到了另一条更窄的赛道，而那些没做植入的孩子的赛道反而变宽了——那他的“不变亮”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他不是在替女儿计算。他只是在想，这个制度对每一个家庭的影响，似乎取决于这个家庭在政策出台之前做了什么选择。做植入的，亏了。没做植入的，赚了。而这个“亏”和“赚”，当初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们。他只是不知道，那些在政策出台前被父母咬着牙送去做了植入的孩子，应该去怪谁。怪父母？怪公司？怪政策？还是怪那个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抢先一步的系统本身？
周明远回到家的时候，林晚晴已经在书房里睡着了。桌上摊着周雨的作文本，翻开的那一页是她写的“我理想中的教育”。林晚晴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不是分数，不是评语，而是一句她也许本不想写下的话——“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明远把作文本合上。他走进周雨的房间，女儿已经睡了。她把被子踢开了，露出两只脚丫——一只暖色的，一只也是暖色的。他蹲下来，把被子重新盖好。他的手还是凉的。
他走到阳台上，给张薇发了一条消息：“你们实验室那个新接口原型，之前说让我帮忙测一下。还作数吗？”
张薇几乎是秒回：“作数。怎么了？”
“我想试试。”
“为什么？”
周明远看着阳台外面望京的楼群。灯火密密麻麻，每一盏灯后面都坐着一个人，手腕、耳后、太阳穴，微光点点。这座城市越来越亮了。他说：“我算过了。”
张薇没有回“算什么”。她只是回了一个字：“好。”
这个“好”字，和林晚晴回复他时说的那些“好”字一模一样。他不知道张薇说“好”的时候，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已经跨过了那条线却不知道答案是不是对的人。但他已经开始习惯不去区分了。
夜色中，有人正在网上发帖，用的是新注册的小号，头像是一张空白的灰色照片。帖子很短：“我女儿做了侵入式植入，术后第三周开始失眠。医生说排异期过了就没事。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她还是睡不着。她说她闭上眼睛，能看到一串串数字在跳。我问她是不是做梦，她说不是——是芯片在校准。”
然后，像是有预谋地，相似的匿名帖子开始在不同的平台上涌现。一个父亲在微博上发了一段女儿在半夜机械地摩挲枕头边缘的视频，配文只有三个字：“怎么办。”一个母亲在家长群里描述了儿子术后变得不再和她顶嘴——“以前他跟我吵，现在我说什么他都说好。不是听话，是没有情绪。”
这些帖子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是在赋分制引发恐慌之后，那些已经做了植入却无法退货的家长们的自发行为。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数字，不是跑分，不该是赋分制表格里的一个百分比。但与此同时，智桥科技的公关团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帖子，并开始在其中混杂由AI生成的虚假故事——夸大的排异反应，戏剧性的家庭冲突，目的是把水搅浑，让真正的病例被淹没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洪流里，让监管部门和公众都丧失对问题严重性的判断力。一个母亲的真实哭诉，旁边紧挨着一条AI生成的、用同样语气写出的、但细节经不起推敲的虚构悲剧。读者分不清哪个是血，哪个是墨水。这正是郑智鸣们想要的效果：不是消灭真相，是让真相失去可信度。
与此同时，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韩世清看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弹出的舆情报告。他拿起电话，给办公厅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问：“部长，社媒讨论要管到什么程度？”韩世清顿了顿，说：“有组织的网络讨论必须严肃阻止，这是为了不让恐慌情绪传播给孩子。出了问题我负责，但记住，不是不让他们说话——是不要让恐慌成为另一种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