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张桌子买下半条街

第三章　一张桌子买下半条街 (第1/2页)

老阮把金鸥电影院的钥匙丢进茶杯时，我全部家当是九千四百二十七元。
　　
　　钥匙撞着杯壁，茶水溅到合同上。老阮用指甲敲了敲最后一页。
　　
　　那是一九九七年四月。阿木进白鹭已有五个月，我教他认数字，他教我走澜城的近路。白鹭的酒也从各家分送，改成由他照单集中收货。进价低了，缺货少了，我每月拿到的新增利润分成从八十三元涨到六七百。除去寄回老家的钱，余下的都塞进床下铁盒。
　　
　　“开业九十天，剩下两万四千一次付清。”老阮说，“少一张，钥匙回来。你修过的屋顶、接过的电线，也一块留下。”
　　
　　我把床下铁盒抱上桌。里面有人民币、越南盾和几张港币，按黎真当天写下的汇价换算，正好九千四百二十七。顾北山另借我两千五百七十三，凑成首季租金一万二。借据写明十二个月还清，他不占金鸥一分钱份额。
　　
　　老阮把钱数了两遍，抬头问我：“你把口袋掏空，明天拿什么修房？”
　　
　　“拿你的租金修。”
　　
　　老阮的眼睛眯起来。我把合同往前翻，指给他看：屋顶、电线、厕所和两扇安全门的修缮费，双方验收，最高一万二，抵第二季度租金；多出来我认，少了也不退。
　　
　　“那开门后的酒、米、工钱呢？”老阮又问。
　　
　　“还没有。”
　　
　　“没有也敢签？”
　　
　　“有，就不必和你谈九十天了。”
　　
　　老阮盯了我一会儿，从茶里捞出钥匙，在裤腿上擦干。他年轻时做过放映员，手指常年沾着洗不掉的机油。签字前，他把金鸥的大门第一次完整打开。
　　
　　潮气先扑出来。
　　
　　电影院停了三年。海报柜长着绿霉，四百把椅子脱了皮，银幕下沿被老鼠咬出一个洞。头顶有九处水渍，最深的一块像倒悬的黑岛。放映机还能转，转起来却像一个老人睡不稳，齿轮每咬一下都要喘气。
　　
　　我看中的不是这幢破楼。它左边是长途车站，右边通港口工棚，后门正对一排凌晨才收摊的食铺。阿木陪我数过七天：每天上千人从门口经过，雨一落，至少两百人会躲进金鸥的门廊。入夜以后，整条街没有一家店能让他们坐满两个小时。
　　
　　顾北山问过我，白鹭哪里容不下我。
　　
　　“白鹭再加一桌，就会堵住楼梯。”我对顾北山说，“金鸥先放电影，九点以后做夜场。散场的人去白鹭吃饭、住宿。我是多开一道门，不拆你那道门。”
　　
　　顾北山没有入股，只借了那两千五百七十三。他要我赔得起时自己赔，不能拿同乡和师徒替债。
　　
　　合同一签，我连买一把新扫帚的钱都没剩。
　　
　　当天下午，白鹭饭厅中间那张旧圆桌坐了十一家供货商。卖啤酒的莫叔、经营冰仓的陶老板、送干果的夫妻、洗床单的店主，还有做汽水、米、清洁用品的人。桌面修补过三次，颜色一块深一块浅，十一双手压在上面，比任何誓词都重。
　　
　　我没请他们入股，只请他们把第一批货放进金鸥。货卖出去以前仍归供货商，卖掉后七天结算；没开封的货可以随时拉走。交换条件是每一类只留一家主供，三个月内不涨价。
　　
　　“你一分钱没有，拿什么七天一结？”有人问。
　　
　　我把电影院的旧铁票箱搬到桌边。箱盖新焊了三把锁，我、黎真、阿木一人一把钥匙。每天中午三人同时开箱，先分工资和货款，剩下的才算金鸥的钱。任何供货商都能来旁看。
　　
　　两家仍要求先付一半，当场走了。门一关，剩下九个人也没有因此更信我。
　　
　　陶老板指着自己的合同：“酒有瓶，干果有袋。冰化了，你说卖十桶还是二十桶？”
　　
　　“按封桶算。”我回答陶老板，“送来时你和阿木一起记。开一桶，收一块黑牌；没开封的退你。开过却没卖完，金鸥承担。不能把偷拿算成天气，也不能让自然融化由你赔。”
　　
　　陶老板仍没拿笔。
　　
　　“箱里若少一半钱呢？”
　　
　　黎真把自己那把钥匙放在合同上。
　　
　　“我只领固定工钱，不拿金鸥分成。”黎真对陶老板说，“三把钥匙少一把，箱子不开。账对不上，你先停货，不必等阿川承认。”
　　
　　莫叔第一个签字。他没有说相信我，只说白鹭七个月没少过他一只该退的空瓶。其余人逐条改合同，谁负责失火，谁负责进水，谁承担搬运损耗，都写进双语文本。到天黑，九个人签了名，桌上没有一句“凭义气”。
　　
　　旧书里有“修道而保法”。我在旁边写了六个字：名声不够，锁来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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