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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魏门四贤【5K】

第38章:魏门四贤【5K】 (第2/2页)

他再次躬身一礼,颇为惭愧道:
  
  “弟子愚鲁,还请先生开释!”
  
  魏哲想了想当即换一个角度解释道: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只能证明你知道的不够多。
  
  知道的不够多,其实也就是不知道。
  
  正如我们听过很多人生哲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以诸葛亮的智慧也不难理解这句话,略作沉吟便轻轻点了点头。
  
  魏哲见状方才继续耐心道:
  
  “老农凭先人口口相传,天长日久而懂稼穑。”
  
  “因其知稼穑,故必然能春耕秋收,此乃天理也。”
  
  “若有一人学富五车,自言精通稼穑,然所植田亩颗粒无收,此不能为知。”
  
  “老农纵然不识一字,然于稼穑之道亦是【已知】也。”
  
  “正如你已经听了圣人之道,却没法立刻践行圣人之道,这便是【未知】。”
  
  说到这里,魏哲总结道:
  
  “未有先知而后行,亦未有先行而后知。”
  
  “知行一体,不可分离。”
  
  见魏哲这么一说,诸葛亮终于恍然。
  
  至于其他儒生甭管有没有真的听懂,此刻都似懂非懂的连连颔首。
  
  然而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还不等下一个学子提问,一旁的周瑜忍不住道:
  
  “若已格物致知,其后又当如何呢?”
  
  说罢他顿觉失言,当即一脸歉意的请罪道:
  
  “卑职一时沉迷,鲁莽失言,还请殿下降罪。”
  
  “无妨!”魏哲只是随意一笑。
  
  他既然让周瑜随侍左右,自然也有提拔培养之意。
  
  于是魏哲不但不怪罪,反而回答起周瑜的问题:
  
  “既已格物致知,其后自当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各尽其能。”
  
  而周瑜见魏哲没有怪罪,便大着胆子继续提问道:
  
  “那我等又该如何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呢?”
  
  这回魏哲沉默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忍不住皱眉思量起来,但众人却不敢催促。
  
  此时此刻,即便是卢植、郑玄等人都不得不承认魏哲的儒学水平。
  
  或许在广博方面魏哲比不上他们,但在思想深度方面魏哲已经是先行者了。
  
  而魏哲之所以思量了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被问住了,而是不知该怎么回答更好。
  
  他刚才所言虽然借鉴了“心学”的部分理论,可他并不是真要用“心学”。
  
  实际上他这些年并不只是单纯读经,而是在寻找一个适合当下的学说。
  
  幸而十年下来他终于有了些许成果。
  
  那便是——实学!
  
  眼下与其说是他在解读《大学》,不如说是他在用《大学》注解“实学”。
  
  关于“实学”,其实与“理学”一样起源于南宋。
  
  当时以大儒陈亮为首的永康事功学派,批判空谈道德,倡“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因此与朱熹、二程的“理学”水火不容,争论不断。
  
  只可惜最终还是朱熹笑到最后,“永康事功学派”自此没落数百年。
  
  直到明朝中晚期,由于天下日渐衰败,天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其中海南大儒丘濬受永康事功学派启发,方才开创“实学”一脉。
  
  丘濬与陈亮不同,他虽被人称为当代通儒,可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实践经验。
  
  其人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英殿大学士等职。
  
  并且在当了六年大明首辅之后,年迈的丘濬才遗憾的在任上去世。
  
  也正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导致他的儒家学说格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比如丘濬就曾经在所著的《大学衍义补》的第二十七卷《制国用铜楮之币》中特地写道——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而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是故其价有多少。
  
  无独有偶,两百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提出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相似观点。
  
  并且丘濬尤其注重经济之道,一直尝试建立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三位本位制货币体制的模式,可惜受当时朝局影响,始终未能实现。
  
  不过自丘濬之后实学对大明朝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渐大。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实学”不如晚出现几十年的“心学”流行,也不如“心学”那么老少皆宜,通俗易懂,能入门且领悟的都是少数人。
  
  丘濬死后明代实学便分裂为两大学派:
  
  即:明体适用派、王霸并用派。
  
  其中明体适用派主张恢复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强调“学仕合一”,其代表人物有丘濬、吕坤、谢肇淛、陆世仪,顾炎武、李颙等。
  
  而王霸并用派也可称之为“义利双行”派。
  
  这一派主张复兴先秦的诸子学说,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都有所称颂,尤其是吸收了管、商的“功利”学说,不讳言“富强”,以“富国强兵”作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其代表人物有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
  
  但无论是哪个派别,明代实学统一都摒弃“八股之习”与“道学之习”,这是明代实学思想家所共同针砭的目标,往往称之为“俗学”,以与自己所提倡的“实学”相别。
  
  他们讲究“实用”,提倡“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他们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注意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等。
  
  只可惜实学的影响力还是太弱,仅靠一两个大臣依旧无法改变局势,没有皇帝的支持与坚定的推动,实学的思想也没办法像朱熹的“理学”一样成为官学普及。
  
  故此当明朝灭亡之后,实学仅仅只剩下顾炎武、朱舜水、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苟延残喘,并且由于南明内斗不断,彻底回天乏力。
  
  结果历代实学先贤不断探索得来的经验,以及他们从明朝灭亡中得到的惨痛教训,竟然随着朱舜水东渡,在这个岛国传承下来,为日本所吸收。
  
  唉,世事无常,每每思之都让人不由扼腕叹息!
  
  当然,眼下魏哲倒没必要为那不知道还会不会存在明朝感慨。
  
  对于魏哲而言,当下他亟需的是“实学”的精神!
  
  是那种~实用、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的实事求是之精神!
  
  尤其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义利双行”派,正合魏哲心意。
  
  毕竟如今距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不到三百年,先秦的诸子学说还不像后世那么式微,在民间尚有许多传承,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后世那么深刻的儒家烙印,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学还能大致保持一定的客观。
  
  而这种开放的治学态度,正是魏哲所需要。
  
  于是魏哲思量再三之后,当即以王朗与陈纪的辩经为例子,针对荆州宋忠的批判进行剖析,将他方才在藏经室中关于“义利之辨”的论调重复了一遍。从“义利双行”为切入点,告诉周瑜什么叫做“实事求是”,什么叫做“量知为用”。
  
  “若为公义故,君子当不讳言利。”
  
  当魏哲话音落下,周瑜自然不用多说,当场受益匪浅。
  
  但更震惊的还是其他第一次听说这些见解的儒生们。
  
  “以公利定公义,以私利定私义”之言,当场好似黄钟大吕一般,让他们身心舒爽,豁然开朗。
  
  以往觉得疑惑之处,此刻瞬间感觉都有解释了。
  
  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好不容易平复的心神顿时再度震荡。
  
  因为连“义利之辨”都能解答,这无疑说明魏哲的学说是真的成立的。
  
  如此一来,岂不说明魏哲关于“由凡入圣”的言论真的有机会实现?
  
  一念至此,在场的无论是士子还是大儒看向魏哲的眼神都瞬间变得火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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