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6章 新君初迟疑
第516章 新君初迟疑 (第1/2页)永昌二十九年,二月初二,龙抬头。这本应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吉日,但东都洛阳的上空,却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帝国的“内相”,陪伴女帝近三十载、位极人臣、亦深深影响帝国走向的李瑾,在缠绵病榻数月后,于上阳宫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
女帝武媚娘下诏,辍朝七日,举国哀悼,追赠李瑾为太师、上柱国、梁国公(因其祖籍陇西,追封古梁国之地),谥号“文正”(经纬天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极尽哀荣,葬礼规格比拟亲王。然而,无论是朝野的哀痛与追思,还是某些角落里难以抑制的窃喜与观望,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一个时代,随着李瑾的离去,正在缓缓落下帷幕。而他临终前极力推动的《大周盛世宪章》,其未来命运,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巨大的不确定性。
李瑾去世前,宪章的起草工作在狄仁杰的主持下艰难推进。虽然皇帝对“政事阁”的构想给予了原则性认可,但对具体条款中可能限制皇权的表述(如“必须”、“方可”)有所保留,要求“再行斟酌”。狄仁杰等人不得不再次投入繁复的修订、妥协与文字打磨中。然而,真正的考验,并非完全来自朝堂的争论或皇帝的保留,而在于未来的继承者——太子李显(此时应已改名武显,或仍称李显,为方便叙事,此处仍用李显)的态度。
李显,这位几经废立、性情在长期的惶恐压抑中变得有些优柔甚至懦弱的太子,此刻正身处巨大的矛盾与不安之中。一方面,他为李瑾的去世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对这位曾教导、辅佐他多年的“内相”的哀悼与感激,也有一种莫名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毕竟,李瑾的存在,如同祖母武媚娘一样,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象征着绝对的权威和深不可测的智慧。另一方面,更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正是那份正在起草、据说旨在“约束皇权、明确权责”的《宪章》。
东宫,崇文馆。烛火通明,李显屏退了左右,只留下最亲信的太子洗马(后为避讳或改名,此处仍用旧称)和几位心腹侍读。他面前摊开的,正是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狄仁杰私下送来征求意见的某些不涉核心争议的章节草稿)收集来的、关于宪章草案的零散信息、朝中重臣们的争议要点,以及母亲对此事态度的传闻。
“殿下,”太子洗马忧心忡忡地低语,“此宪章之议,非同小可。观其要旨,虽曰‘臣民权利’、‘律法为本’、‘中枢辅弼’,然字里行间,皆有限制君权、分皇帝之柄的意味。尤其这‘政事阁’,竟欲对重大政务有‘先议’之权,长此以往,恐有‘政出于阁,而君拱手’之患啊!”
另一位侍读也道:“李相……梁国公临终所虑,固是为国为民,其心可昭日月。然其所倡宪章,多引三代之治、圣王垂拱,实则……颇有循古改制、以臣限君之嫌。殿下承嗣大统在即,若受此宪章约束,将来施政,岂非处处掣肘?若后世子孙有不肖,或权臣当道,借此宪章架空君上,又当如何?”
李显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敲击。他并非蠢人,只是长期生活在强势母亲的阴影下,养成了谨小慎微、缺乏主见的性格。他当然渴望权力,渴望那种“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帝王威仪。然而,他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皇权的可怕与无常——他经历过被废、被囚禁、朝不保夕的日子,亲眼见过母亲如何运用权术驾驭群臣、扫清障碍。他内心深处,对不受限制的皇权(尤其是当这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时)也怀有恐惧。李瑾提出的宪章,试图给皇权套上笼头,这让他本能地感到不适,觉得束缚;但另一方面,这笼头或许也能防止自己将来犯错,或者……防止再出现一个像自己母亲那样乾纲独断、甚至可能废立皇帝的强势人物?
“狄相、宋相、张相,皆朝廷重臣,国之栋梁,他们……似乎颇为赞同此宪章?”李显迟疑地问。
“正是。”太子洗马点头,“狄相主持起草,宋相、张相力挺。他们皆言,此宪章乃为保江山永固,防后世昏暴,使政事归于常道,非为掣肘明君。且陛下……似乎也已首肯。”
听到母亲也已“首肯”,李显的心更是往下沉。母亲同意了?母亲那般强势、睿智、掌控一切的人,竟然会同意制定一部可能限制皇权的宪章?是她真的认为此宪章利大于弊,还是……另有什么深意?是对自己这个太子、未来皇帝的某种不放心?还是为身后政局预作安排?
“殿下,”一位年纪稍长、性格沉稳的侍读斟酌着开口,“臣以为,此事需从长计议。梁国公遗愿,陛下默许,狄宋张诸公支持,此宪章之议,已成大势。殿下若断然反对,恐拂逆圣意,亦伤老臣之心,于殿下之声望不利。然若全盘接受,确对将来施政有所约束。不若……静观其变,待草案完备,朝议之时,再行斟酌。其中关键条款,如‘政事阁’权限、‘必须’、‘方可’等措辞,可设法斡旋,使其既存约束昏暴之形,又不碍明君治国之实。”
“如何斡旋?”李显追问。
“譬如,”侍读低声道,“可强调皇帝对政事阁人事之绝对任免权,阁臣议事,皇帝可随时召问、否决,甚至解散重议。又譬如,‘重大事宜’范围,可加以明确限定,避免过于宽泛,致使事事皆需‘阁议’,延误机要。再如,‘阁议纪要’最终是否采纳,其裁量权仍在陛下,且无需说明理由。如此,既保全宪章之形,亦不损君权之实。”
李显默然,这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在名义上接受宪章,但在具体条款和解释上,尽可能保留皇帝的最终决定权和灵活性。可是……他心中仍有一丝不甘和隐隐的不安。这种被人(即使是出于“好意”)预先设定好框架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他是未来的天子,为什么不能像祖父、像母亲那样,乾纲独断,号令天下?
就在李显于东宫反复权衡、迟疑不定之时,朝堂之上,关于宪章的起草与争论并未停歇,反而因为李瑾的去世,变得更加微妙。失去了这位最初的倡议者和精神领袖,宪章的支持者们在面对保守派更猛烈抨击时,少了一面最有力的旗帜。反对的声音开始更加公开地出现,一些原本观望的官员,也开始或明或暗地表达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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