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春雷（1941-1943）
第十四章 春雷（1941-1943） (第1/2页)民国三十年（1941年）正月十六，雪还在下。
王泽喜站在店子上那堵高墙的瞭望口，看着山下。日本人刚过完年，又开始扫荡了。这次规模不大，一个小队，五十多人，沿着汉水边的小路，往西走。
“四哥，打不打？”陈小狗蹲在旁边，手里端着杆老套筒。
“不打。”泽喜说，“五十个人，硬拼咱们不占便宜。让他们过去，等晚上再动手。”
“可他们是去李家集扫荡的，李家集有咱们的亲戚……”
“我知道。”泽喜打断他，“可打仗不是赌气。五十个人，咱们这三十几条枪，硬打要死人。不值得。”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说得对，可心里堵得慌。这四年，日本人扫荡，他们就躲。日本人走了，他们再出来。像老鼠，躲躲藏藏，憋屈。
泽喜心里也憋屈。可他得忍着。他是这支保乡队的头，他得为这三十几个兄弟的命负责。
保乡队现在有三十五人，枪二十八条，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这还是在日本人那儿偷的，抢的，捡的。打一仗，少一点。补充不上来，只能省着用。
“四哥，”陈小狗又说，“我听说，东边有支队伍，叫八路军，专门打日本人。人不少，枪也好。咱们要不要……”
“不要。”泽喜打断他，“什么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产党。国民党剿了多少年都没剿干净，现在又冒出来了。这些人，比日本人还麻烦。日本人打跑了就走了，他们要是来了，就不走了。店子是咱们的，不能让外人占了。”
“可他们说打日本人……”
“打日本人咱们自己会打，用不着他们。”泽喜转身下墙，“让弟兄们准备，晚上去李家集看看。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了。”
“是。”
夜里，泽喜带着十个人，摸到李家集。
日本人已经走了，留下满村狼藉。房子烧了，粮食抢了，人杀了十几个，吊在村口的槐树上。尸体在寒风里晃荡，像腊肉。
泽喜看着，眼睛红了。他认得其中一具，是李家集的族长，李老爷子。去年春天，还给他送过一袋红薯，说感谢他保乡队护着这一方平安。
现在，人没了。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
“埋了。”泽喜咬着牙。
十个人，把尸体解下来，挖坑埋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十三座新坟。
泽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李老爷子，各位乡亲，走好。你们的仇，我记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日本人血债血偿。”
可怎么偿？他手里这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斗？
他想起白天陈小狗的话。八路军，打日本人……
不，不能想。那是共产党，是外人。王家的规矩，是守家，是保乡。外人，信不过。
回到店子上，天快亮了。
泽喜没睡，一个人在院里磨刀。刀是他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军刀，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这孩子今年二十四了，跟他爹一样憨厚，可眼神里有股劲儿，是那种“想做事”的劲儿。
“咋不睡？”
“睡不着。”长安蹲下，看着他磨刀，“四叔，我想跟您说个事。”
“说。”
“我听说，县城保安团在招人，修工事，一天给一块大洋，管饭。我想去。”
泽喜手里的刀停了。他抬头看着长安：“你爹知道么？”
“知道。我爹说，让我问您。”
泽喜沉默了一会儿。长安是泽福的大儿子，是他看着长大的。这孩子老实，肯干，是块过日子的料。可去保安团，那是给国民党当差。刘德贵是什么人，他太清楚了。贪财，怕死，对日本人点头哈腰，对老百姓作威作福。
“长安，”他说，“保安团，不是什么好地方。刘德贵，不是什么好人。你去，是往火坑里跳。”
“可一天一块大洋……”长安说，“四叔，您看咱们家，粮食快没了，弟弟妹妹们饿得直哭。我去挣点钱，买点粮食，让家里人吃顿饱饭。”
泽喜不说话了。是啊，粮食。这是最要命的。去年大旱，地里没收成。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抢，家里那点存粮，见底了。再不想办法，真要饿死人了。
“行，”他终于说，“你去。但记住，挣了钱就回来，别掺和保安团的事。刘德贵让你干什么，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推不掉，就装傻。你憨，他会信。”
“我记住了，四叔。”
“还有，”泽喜看着他，“枪，别碰。上次的教训，记着。”
长安脸红了，低下头：“我记着。”
第二天，长安去了县城保安团。
刘德贵见了他，笑了：“王长安？王泽喜是你什么人？”
“是我四叔。”
“哦，王队长的侄子。”刘德贵打量着他，“会干什么？”
“会砌墙。”
“砌墙？行，去工地上吧。一天一块大洋，管两顿饭。好好干，干好了，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谢刘团长。”
长安去了工地。工地在城东，修碉堡。保安团的兵监督，老百姓干活。挖地基，搬砖，和灰，砌墙。长安从小跟着四叔学手艺，活干得好，又快又结实。工头喜欢他，让他当了小工头，管十几个人。
一天一块大洋，他舍不得花，攒着。干了十天，攒了十块大洋。他去买了五十斤苞米，二十斤白面，托人捎回店子上。
粮食捎回去那天，秀英哭了。长安娘也哭了。孩子们有了吃的，笑得像花。
泽喜看着那些粮食，心里五味杂陈。他王泽喜，保乡队队长，打了四年日本人，没让家里人吃上一顿饱饭。长安去给国民党干了十天活，就让家里人吃上了白面。
这世道，真他娘的操蛋。
三月，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不是扫荡，是征粮。说是“皇军征粮，天经地义”。店子上刚收的春粮，要征走一半。
乡亲们不干，拦着粮车。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两个人。
泽喜带着保乡队赶去时，日本人已经装好粮车，准备走了。他站在路中间，拦着。
“太君，”他脸上带笑，可手按在腰里的枪上，“这粮食，是乡亲们的命。您征走了，这个春天，得饿死人。”
带队的日本军官，是个少尉，会说中国话：“八嘎！皇军征粮，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你的，让开！”
“太君，行行好，少征点……”
“让开！”
日本兵端起枪。保乡队的人也端起枪。眼看要流血，泽喜咬了咬牙，挥手。
“让开。”
保乡队让开一条路。日本人的粮车，大摇大摆地走了。
乡亲们看着泽喜，眼神里有怨，有恨。那眼神，像刀子，剜在泽喜心上。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咱们……”
“回去。”泽喜转身，走了。
步子很沉，像灌了铅。
夜里，泽喜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天。
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乡亲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让日本人把粮食抢走？
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
“长安？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打死人了，就回来了。”长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这是我挣的钱，买了点粮食，您分给乡亲们。”
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的应该是苞米，或者红薯。
“长安，”他说，“你在保安团，干得怎么样？”
“还行。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管二十个人。”长安说，“就是……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
“什么坏事？”
“去老百姓家里收税，抓壮丁，还……还打人。”长安低下头，“我不干，刘团长就骂我，说我不识抬举。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们一样，都是种地的，都是老实人。”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乱世里，是活不长的。
“长安，”他说，“你回来吧，别在保安团干了。”
“可家里……”
“家里有我。”泽喜说，“我王泽喜，就是去偷，去抢，也要让家里人，让乡亲们，吃上饭。”
“四叔……”
“回来。”泽喜很坚决，“明天就去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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