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十章：解构的锋芒

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十章：解构的锋芒 (第2/2页)

他展示了一组新的图片，是“全球技术同源比较数据库”的界面截图，以及基于此生成的知识迁移图谱。“比如，传统汉学可能专注于翻译《天工开物》的文字，研究其在华夏科技史上的地位。但我们的‘重构’尝试追问：这本书的知识，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形式流入了欧洲？它对欧洲同时期或稍晚的技术文献产生了何种具体影响？这种影响在后世的科技史叙事中是如何被表述或隐匿的？”
　　
　　“又比如，”他继续举例，“关于‘夷夏之辨’的文本流变。传统汉学或许会翻译韩愈原文，并接受后世（尤其是元清时期）的注解。但我们的‘重构’要求进行精细的版本校勘和概念史梳理，揭示原文如何在权力干预下被系统性篡改，以及这种篡改如何服务于特定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进而又如何被近代以来的某些势力所利用。这不是否定语文学，而是将语文学与历史语境、权力分析更深刻地结合。”
　　
　　“真正的跨文化理解，”陈思源总结道，目光扫过全场，“不应建立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单方面的‘解剖’、‘定义’和‘安置’之上。它应是一种平等的对视，一种对彼此历史复杂性的共同探寻，一种对知识流动多向性的坦诚承认。‘重构’汉学，不是要摧毁它，而是要剥离其诞生之初所沾染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胎记，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促进文明平等对话的桥梁，而非固化等级的知识权力工具。”
　　
　　演讲结束，掌声并不算热烈，但持续了很久。提问环节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场。支持者认为陈思源戳破了学术象牙塔的幻象；反对者指责其“政治化学术”、“解构一切”的危险倾向；更多人在深思。
　　
　　在这场讲座通过网络部分流传出去的同时，赵海川的团队监测到，针对陈思源个人及“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负面舆情攻击再度升级，并且开始出现对其“学术不端”、“利用研究煽动民族主义”的具体诬陷材料，传播源头隐蔽，但推送力度惊人。
　　
　　另一边，柯林斯教授和勒克莱尔博士等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却加快了他们私下整理资料的速度。陈思源在索邦的演讲，像一把钥匙，触动了他们心中某些被封存已久的学术良知和对学科历史的隐忧。
　　
　　解构的锋芒已然亮出，它不仅指向尘封的档案，更指向在场每一个听众心中那面或明或暗的文明认知之镜。
　　
　　【历史闪回线】
　　
　　清咸丰十年（1860年）之后，英国伦敦，皇家亚洲学会某次聚会。
　　
　　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几位刚从中国回来的外交官、商人、随军记者，以及两位早期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交谈。桌上散落着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样品，以及几本线装书。
　　
　　“必须承认，”一位戴着单边眼镜、曾参与《天津条约》谈判的外交官啜饮着白兰地说，“这个民族有其独特的韧性，他们的官僚体系虽然腐败，但结构复杂得惊人。不过，总体上，他们缺乏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进取的精神和基督教道德约束。看看他们对那次冲突（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反应，麻木、顺从、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
　　
　　一位商人接话：“他们的市场潜力巨大，但商业观念原始，缺乏契约精神。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法律和规则去规范与他们的贸易。他们的社会是静态的，千年不变。”
　　
　　那位被称为“专家”的学者，面前摊开着一本《论语》的早期英译本，他推了推眼镜，用一种权威的口吻说：“从他们的古典文献看，这个文明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某种伦理和哲学的成熟，但随后似乎就停滞了。孔子学说强调等级和服从，缺乏对个人自由和灵魂超越的关怀。这或许能解释他们为何能忍受如此长久的专制统治，并在现代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的讨论，建立在战争胜利带来的绝对优越感之上，混合着片面的观察、粗浅的阅读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华夏的形象，在这些决定着对华政策和塑造着公众舆论的精英圈层中，迅速被简化和定型：古老、停滞、专制、待开化。
　　
　　这些言论和文章，将汇入正在形成的“汉学”和“东方学”话语体系，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时难以摆脱的认知前设。中国文明被悄然放置在欧洲文明发展序列的“过去时”，成为验证欧洲现代性“进步”与“优越”的活化石。
　　
　　而此刻，在地球另一端，华夏大地正深陷战火与屈辱，无数典籍被焚毁掠夺，文明记忆在断裂与失血中艰难喘息。那些决定其文明将被如何“研究”和“定义”的话语权，已不在她自己手中。
　　
　　这间伦敦烟雾弥漫的房间里的闲谈，与圆明园尚未散尽的烟火，以一种残酷而讽刺的方式，共同构成了“汉学”诞生纪年上不可分割的注脚。一方在权力高位上随意描摹，一方在废墟灰烬中失语。
　　
　　这段被权力严重扭曲的“对视”起点，其阴影将绵延一个多世纪，直到另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力量对比下，拿起新的考据工具和理论透镜，试图重新擦拭这面布满尘埃与偏见的文明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