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七章：算法与权杖
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七章：算法与权杖 (第2/2页)接下来的提问和辩论，在各种质疑、探讨、乃至偶尔的赞同中继续。苏瑾和她的团队据理力争，时而强硬，时而灵活。他们清楚，这次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甚至可能加剧分歧。但种子已经播下，“文明算法”和“文物基因图谱”所代表的另一种话语体系、另一种问题解决思路，已经正式登上了联合国这个最具象征意义的全球舞台，与旧有的权杖——那些基于殖民历史、法律时效、现实政治和西方中心学术范式的既得利益与思维定式——发生了正面碰撞。
会议在略显疲惫和未达成共识的气氛中暂时休会。苏瑾走下讲台，中方代表团成员围拢过来，低声交换着意见。她能感受到背后来自各方代表的复杂目光——警惕、好奇、抵触、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钦佩。
“第一阶段目标达成。”代表团团长，一位资深外交官，低声对苏瑾说，“我们展示了技术，提出了方案，阐明了立场，也承受了火力。接下来，是更漫长的外交博弈、学术竞争和人心争夺。记住，日内瓦的讲台只是战场之一。真正的较量，在实验室，在博物馆库房，在法庭，在舆论场，也在……”他望向窗外阴沉的日内瓦湖面，“也在那些尚未被世人知晓的角落。”
苏瑾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心中不由想起此刻正在西北荒漠中集结的“综合调查”先遣队，想起赵海川通报中“普罗米修斯”小队越来越诡异的动向。是的，这里的唇枪舌剑，与远方无声的勘探，同样是文明回归宏大征程中，不同维度却紧密相连的战线。
算法，试图用理性和数据重塑规则。
权杖，则紧握着历史形成的权力与惯性。
这场对话，或许才刚刚开始。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35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阅览室。（对第十一章场景的深化与拓展）
向达的手指已经冻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依然强迫自己保持稳定，用蝇头小楷在特制的薄纸上，一丝不苟地临摹着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写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末尾的题记。题记提到了一位唐代敦煌本地僧官“张议潮”的供养，以及与此卷同时被封藏的其他经卷名目。这些信息，对于厘清敦煌藏经洞封闭前夜的宗教与社会状况至关重要。
就在他全神贯注之时，阅览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走进来的是伯希和本人。年过半百的法国汉学家穿着考究的三件套西装，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学者特有的温和与些许疲惫。他目光扫过阅览室，很快落在了向达身上，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一种复杂的了然。
他缓步走到向达桌旁，用流利但带着口音的汉语低声问道：“向先生，还在工作？今天似乎格外寒冷。”
向达连忙起身，微微鞠躬：“伯希和先生。是的，这份题记涉及张议潮，我想尽可能准确记录下来。”
伯希和点点头，拿起向达已经完成的部分摹本看了看，赞叹道：“笔法严谨，一丝不苟。向先生的功力，令人钦佩。”他顿了顿，仿佛不经意地问，“这些题记、名目，对于贵国学者研究敦煌，想必很有帮助吧？”
向达心中一紧，坦然道：“是的，先生。国内资料匮乏，贵馆所藏，是研究敦煌必不可缺的基石。我等远渡重洋，正是为了将这些珍贵的材料抄录回去，弥补国内学术之缺憾。”
伯希和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拂过那卷古老的写本边缘。他的目光有些悠远，缓缓说道：“当年在敦煌，王道士……他并不真正懂得这些卷子的价值。我用银元换取它们，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一种……不那么光彩的交易。”他看向向达，眼神坦诚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辩护，“但我始终认为，将这些濒临毁损的文献带到巴黎，给予它们最好的保护，让像您这样的优秀学者能够研究它们，揭示其蕴含的历史与智慧，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文明的挽救。知识，终究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吗？”
向达感到喉咙有些发干。他知道，伯希和的话，代表了当时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许多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内心真诚的自我辩护——一种将“保护”与“研究”置于“归属”与“道义”之上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掠夺行为被淡化为“拯救”，文化主体的权利被“学术公益”所覆盖。
他深吸一口气，迎向伯希和的目光，语气恭敬却坚定：“伯希和先生对这批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功不可没，中国学者深表感谢。知识的传播与共享，确是全人类之福。”他话锋一转，声音虽轻，却字字清晰，“然而，先生，这些文字、这些图像、这些千年前先辈的信仰与生活痕迹，它们首先是中国人的记忆，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们被带离故土，在异国的图书馆里被研究、被诠释，固然产生了宝贵的学术成果，但对我们而言，这始终伴随着一种……记忆被剥离、解释权被让渡的伤痛。我们今日在此抄录，固然是为了学术，但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渴望，有朝一日，这些文明的游子，能够带着它们在巴黎获得的新知，回到它们诞生的地方，重新成为我们完整历史叙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时的研究与共享，或许才是真正平等、真正完整的。”
伯希和静静地听着，脸上闪过一丝细微的震动。他或许从未从一个中国学者口中，如此清晰、如此平静却又如此沉重地听到这番关于“记忆归属”与“解释权”的表述。他习惯的学术世界，是围绕文献本身展开的考据、比对、理论建构，而此刻，他面对的是一个文明对自身记忆载体深沉的情感与权利主张。
良久，伯希和轻轻叹了口气，拍了拍向达的肩膀，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继续您的工作吧，向先生。这里永远向认真的学者开放。”然后，他转身缓缓离去，背影在阅览室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落寞。
向达重新坐下，看着伯希和离开的方向，又低头凝视着未抄完的题记。他知道，刚才那番话，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伯希和不会因此归还文献，西方的学术范式也不会立刻扭转。但他感到一种释然。他代表了一个古老文明，在这个文明的瑰宝被陈列、被研究的异国殿堂里，发出了属于文明本体的声音——不是愤怒的控诉，而是基于学理和情感的、清晰的自我陈述。
这种声音，在当时微弱如萤火，被淹没在西方汉学繁荣的****中。但它是一种存在，一种标记。它像一颗深埋的种子，等待着未来的阳光与雨水。几十年后，当“文明算法”试图从系统层面解构西方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当“文物基因图谱”用技术手段剥离历史包装、直指掠夺原罪时，其精神内核，或许正与当年在这寒冷阅览室里，一位中国学者面对西方学术泰斗时，那份平静而坚定的自我言说，一脉相承。
文明的权杖，曾经几乎完全掌握在诠释者手中。但文明的记忆主体，从未停止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重新掌握解释权的方式。从向达的毛笔尖，到“文明算法”的数据流，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却方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