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2章 灭薛延陀

第532章 灭薛延陀 (第1/2页)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初八，朔风凛冽，夏州城头唐旗猎猎。
　　
　　北方边境的捷报再度飞入长安，驿马踏碎关道残雪，一路南奔。此前薛延陀部落虽于贞观十九年末进犯夏州而遭惨败，然其可汗夷男之侄——桀骜不驯的拔灼——继位后野心更炽。此子素以勇悍著称，自恃控弦之士十余万，又兼漠北草枯马肥，遂屡遣轻骑南下，劫掠盐州、绥州诸边邑，焚毁烽燧，驱掠牛羊，妄图以剽疾之战重振部族威势，复现昔日突厥控御北疆之霸业。
　　
　　夏州都督乔师望，字某（注：史载其字不详），京兆万年人，久镇边陲，深谙薛延陀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之作战路数。此人早年曾从李靖北征，于阴山风雪间见惯突厥铁骑奔突之势，深知漠北游牧之军利在速战、弊在持久。是岁正月，朔方苦寒，薛延陀游骑惯于岁首弛防，以为唐军必蜷缩城垣、不敢出塞。师望侦知其惰，乃精选步骑八千，皆披重甲、携强弩，夜出夏州北门，衔枚疾走三百里，直捣薛延陀牙帐屯驻之郁督军山北麓。
　　
　　黎明时分，唐军骤至。朔风卷雪，遮天蔽日，薛延陀骑兵仓促上马，弓矢未张而唐军弩阵已发。史载"弩机三发，虏骑应弦而倒者相属"。师望更遣别将率精骑五百，绕道敌后，焚其草料驼马。薛延陀军大乱，拔灼仅率数十骑突围北遁。此役唐军斩首万余级，获马驼牛羊数十万头，毡帐器械不可胜计。捷报传至长安，太宗览奏，掷杯于案，朗声谓侍臣曰："朕尝忧北寇为子孙患，今师望挫其锋，薛延陀不复能南牧矣！"
　　
　　此战之胜，非独军功，更在战略。夏州一捷，彻底粉碎薛延陀趁太宗东征高句丽、北疆空虚而南下之图谋，稳固了河套至朔方之防线，使大唐得以从容经略辽东而无北顾之虞。更为深远者，此役暴露薛延陀内部之裂隙——拔灼之暴虐已失部众之心，为同年六月大唐多路进剿、七月李勣总攻而灭其国，埋下决定性伏笔。
　　
　　正月十四日，长安城积雪初融，太宗于两仪殿召见二十二名使臣，亲授敕书。
　　
　　去岁辽东师旅虽捷，然太宗于行在已闻地方吏治之弊——有司横征、豪强兼并、狱讼淹滞、贪官匿灾不报。贞观之治垂二十年，天下承平日久，庸吏惰政、墨吏贪墨之弊渐生，若不痛加整顿，恐伤社稷根本。太宗乃效汉武刺史之制而宏其规，精选朝臣中"清正方直、通晓民政、不畏强御"者二十二人，分赴天下十道诸州。
　　
　　此二十二人均经中书、门下两省再三核议，或出自御史台，或擢于郎署，多有州县历练之实。太宗亲制《遣使巡察诏》，明颁六条察吏之纲：
　　
　　其一曰田畴垦辟、赋役均平，察其劝课农桑之实；
　　
　　其二曰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察其听讼断狱之公；
　　
　　其三曰鳏寡孤独、废疾穷困，察其赈恤养育之周；
　　
　　其四曰豪右侵凌、贫弱失所，察其抑强扶弱之政；
　　
　　其五曰学校兴废、礼教行否，察其化民成俗之效；
　　
　　其六曰官吏贪廉、才品优劣，察其奉公守法之节。
　　
　　使臣各赐驿马、持节钺，所至之处，许直赴州县簿籍，召百姓问疾苦，无拘常制。考核之严，史所罕见：凡刺史、县令政绩卓著者，表荐于朝，即加超擢；其庸劣贪鄙者，使臣得径行停职，锁送京师；若有大奸巨蠹、民愤极深者，虽五品以上，亦许先斩后奏。太宗于殿上握使臣之手，殷殷嘱曰："卿等朕之耳目也。朕居九重，不能尽见闾阎之苦。卿等代朕行视，如见朕面，宜悉心焉。"
　　
　　此次巡察，自春徂秋，遍及三百余州。及使臣还朝，天下刺史、县令黜陟者凡数百人。莱州刺史牛方裕以贪墨致百姓流亡，斩于市曹；汴州刺史某以才干练达、岁增垦田数万顷，擢为户部侍郎。一时之间，天下震肃，州县官吏莫不兢惧自励。贞观吏治之清明，至此臻于极盛，为后世称"贞观之治"者，此其大端也。
　　
　　正月十七日，并州太原，龙兴之地，诏书星夜而至。
　　
　　太宗特颁赦令，宽赦并州系囚，除十恶不赦外，余皆减等发落。更格外施恩：昔高祖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起兵晋阳，当地编户百姓率先揭竿响应、献粮输丁者，概免三年徭役；其后续来归附、助成义举者，免一年劳役。
　　
　　此举深意，非止于报恩。并州者，大唐之根本也。高祖时任太原留守，太宗时年十八，从父举事，亲率义军西入关中。晋阳宫之甲仗、河东之粮秣、并州之丁壮，皆开国之资。及天下既定，太宗每言"朕之旧邦，义旗初起，士庶同心"，未尝不唏嘘动容。今辽东凯旋，特加恩抚，一则感念故旧，二则示天下以不忘本之意，三则并州地接突厥旧壤、薛延陀南侵之冲，百姓安则边圉固，实为深谋远虑之政。
　　
　　诏下之日，并州士庶焚香北拜，老者流涕而言："吾等生逢圣世，复见汉文帝赐复高年之仁矣！"太原城内，张灯三日，里社歌舞，比于节庆。
　　
　　二月初一，长安春信未至，两仪殿已暖如薰风。
　　
　　太宗独坐案前，披览去岁《亲征高句丽军功簿》。此役自贞观十八年秋筹备，十九年二月发洛阳，四月渡辽，六月拔盖牟，十月班师，历时凡八阅月。唐军斩首四万余级，降其大将二、裨将及酋长三千五百人，虏男女七万口，获牛马各五万，高句丽举国震恐。然太宗每念及安市城下之阻、隆冬班师之憾，未尝不扼腕太息。
　　
　　更有一事萦怀：随驾文武，自房玄龄、长孙无忌留辅太子监国，及李勣、李道宗、张亮等大将各立战功外，其馀郎官、幕僚、参军、司马之属，随军跋涉万里，冒矢石、涉冰河，或掌文书、或督粮运、或疗伤病，虽无斩将搴旗之显绩，亦备历艰辛、恪尽职守。太宗览簿，见其中多有"无军功"之注，怃然谓侍臣曰："朕之东征，诸将效命，固宜论功。然随军群僚，或处帷幄、或行阵后，栉风沐雨，与士卒同甘苦，岂可令其默默无赏？昔汉高封功臣，萧何无汗马之劳而居首，以其守关中、给军食也。朕今行赏，当录其劳，不计其功。"
　　
　　乃下特诏：凡贞观十九年从征高句丽而未获军功之文武官员，无论品阶高下，一律晋升勋官一级。唐制勋官凡十二转，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各有品阶、田宅、俸禄之赐。此番普赐，受惠者达数百人，虽微末吏员亦得沾恩。诏书中更温言抚慰："卿等涉海逾山，冒犯霜露，朕所亲见。功虽未著，劳岂可忘？"
　　
　　此诏一出，三军感泣。时人谓太宗善将将，不独其神武天纵，更在此等体恤入微、恩逮于下。昔太宗论功，尝言"设官分职，惟在得人；论功行赏，贵当其劳"。辽东之赏，不以成败苛责、不以显晦异施，遂使朝野翕然，文武皆愿为太宗效死。此亦贞观朝凝聚力之根源，非偶然也。
　　
　　三月初七，长安春深，灞柳如烟。
　　
　　太宗车驾自辽东还，经定州、并州、蒲州，凡六十余日，终于抵达京城。去岁二月离京时，太宗年四十七，正当盛年；今岁还驾，须发间已添霜色，面有风尘之悴。侍臣窃见，无不心酸。
　　
　　然太宗之还，非寻常班师。去年十月，以天寒草枯、粮运不继而诏班师，实太宗生平未竟之憾。入临渝关时，太宗驻马回首，望辽东方向，慨然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既而流涕，左右皆泣。及过邺，太宗亲撰文祭魏征，复其碑表，赐其家粟帛。此一段公案，朝野传颂，以为太宗知过能改、不忘谏臣之盛德。
　　
　　还京之日，太子李治率文武百僚迎于灞上。百姓塞道，自长安东门至大明宫，二十里间，老幼提携，焚香献酒，呼万岁者声震原野。太宗素服轻骑，不张华盖，与民共语，问收成、察疾苦，如布衣之交。有老妪献枣糕，太宗受而啖之，赐以锦帛。史载"百姓聚观，如见父母"，此虽史臣溢美，亦可见贞观君臣相得、君民相通之气象。
　　
　　入居大内，太宗即召房玄龄、长孙无忌等，询问去岁监国诸事。太子李治奏对称旨，太宗顾谓侍臣："太子监国年余，庶政修举，朕无忧矣。"然太宗亦深知，太子仁懦，非雄略之主，故此后数年，于政务交接之际，尤加意历练。此三月初七之还，实为大唐朝政由"太宗独断"向"二圣分理"过渡之关健点。
　　
　　六月十五日，大漠南缘，唐军二十万，分六路并进。
　　
　　薛延陀之祸，太宗隐忍久矣。此部本铁勒别种，初臣于突厥，贞观初乘突厥衰乱而崛起，夷男可汗建牙郁督军山，拥兵二十万，东结高句丽，西连西突厥，为北疆第一强敌。太宗先以公主和亲羁縻，继以册封分化其部，然夷男父子狼子野心，和亲未几即叛，十九年末侵夏州，二十年初又扰边，反复无常，终触太宗之怒。
　　
　　更兼此时高句丽新挫，东北暂安；而薛延陀内部，拔灼弑叔自立，残暴失众，回纥、拔野古、同罗诸部皆怀异志。太宗洞察其机，决意趁其内溃而雷霆击之，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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