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2章 灭薛延陀
第532章 灭薛延陀 (第2/2页)六路大军之部署，尽显太宗用兵之神：
•江夏王李道宗为瀚海道安抚大使，出朔州，率精骑三万，直捣薛延陀西翼；
•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总管，以突厥降众为前锋，出云中，攻其北；
•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祁连道安抚使，率铁勒归附之众，出凉州，截其西遁之路；
•代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出营州，与营州都督张俭合势，攻其东；
•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方道行军总管，总统诸军，节制各路；
•又遣右领军将军执失思力率突厥劲骑，为奇兵，间道绝其粮道。
此六路之师，合计步骑二十余万，皆贞观年间百战精锐。更妙者，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皆突厥、铁勒降将，以夷攻夷，使薛延陀不能号召部众为"同族之援"。太宗于两仪殿亲饯诸将，赐御酒，授斧钺，谕之曰："薛延陀负恩叛德，屡扰边氓。今六师并出，当如疾雷之不及掩耳。朕不图其金玉子女，惟欲北方安宁、百姓休息。诸将勉之！"
大军既发，薛延陀果然大震。拔灼方与回纥相攻，闻唐军六路来伐，仓皇北遁。其部众本非铁板一块，铁勒诸部见唐军势盛，皆观望不前，甚者倒戈相向。唐军所至，如沸汤泼雪，薛延陀诸部纷纷溃散。
七月二十一日，乌德鞬山，大漠苍茫，血流漂杵。
李勣，时封英国公，年逾五旬，自瓦岗归唐以来，历战数十，未尝一败。此番总统北征诸军，深知薛延陀虽溃，其可汗拔灼犹拥残部数万，若纵之北遁，数年必复为患。乃檄调诸路，会师大漠深处。
先是，李道宗已破其西翼，斩首万余；阿史那社尔追亡逐北，收其北部落帐；契苾何力绝其西归，获马驼无算。拔灼穷蹙，率牙帐精骑万余，欲奔西突厥。李勣亲率朔方劲骑八千，昼夜疾追三百里，及于乌德鞬山北之曳咥河。
时方盛夏，漠北大旱，水草焦枯，薛延陀军马渴乏，战力大减。李勣令士卒各负水囊，饱食轻骑，趁黎明薄雾突袭。唐军铁甲耀日，长槊如林，薛延陀残军虽殊死战，终不能当。战酣之际，李勣亲冒矢石，麾军围之数重。拔灼见势穷，单骑突围，西投高昌，后为回纥所杀，函首送唐。
此役，唐军斩首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口，获马牛驼羊十余万头。薛延陀汗国自贞观二年夷男建国，至是年七月而亡，凡十九年，传两代而绝。
捷报至长安，太宗于两仪殿大会群臣，举酒北向，曰："汉武穷兵三十余年，中国疲弊，所获无几。今吾灭薛延陀，不逾半载，而漠北悉平。非朕之能，诸将之力、士卒之勇、天之所助也。"乃大酺三日，封李勣为太子太师，增食邑三千户；诸将各有差。
薛延陀既灭，漠北铁勒诸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等——震于大唐兵威，又感太宗灭暴安良之德，皆遣使归附。太宗于其地设六府七州，以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赐金印紫绶，许其世袭，而大权悉归于安北都护府。大唐之疆域，北逾大漠，直抵北海（今贝加尔湖），为汉以来所未有。
九月初二，岭南瘴疠之地，唐使乘舟而至。
太宗灭薛延陀、定漠北，威声远播，然未敢忘南疆之治。岭南者，五岭之南，包有今两广、越南北部及云贵之半，山川险远，气候蒸湿，汉夷杂处，号为难治。自秦汉置郡县以来，中原王朝于此或羁縻、或直辖，叛服不常。隋末大乱，豪酋割据，冯盎据有番禺，宁长真据有交趾，虽贞观初相继归唐，然地方治理、部族调和，犹多棘手。
太宗特遣秘书监岑文本、谏议大夫褚遂良等重臣，先后出使巡察。此次所遣使臣，携金帛、诏书，所至广州、桂州、交州诸都督府，一察官吏贪廉，二抚俚、僚、蛮、獠诸部，三督海上贸易、盐铁之利。使臣更奉密旨：若遇部族仇杀、疆界纷争，得便宜处置，先抚后剿，毋得轻启兵端。
岭南之治，重在"因俗而治"。太宗于诏书中明谕：诸部族"能率众归附、输赋服役者，赐爵授田，与华民同；其僻远不服者，勿强致，使边吏谨守疆界，俟其向化"。此政策之灵活，远胜前代一味征剿之暴。故终贞观之世，岭南虽有小警，未成大乱，******渐兴，广州成为万国商舶汇聚之都，实基于此。
九月十五日，长安秋高气爽，鸿胪寺前旌旗如云。
漠北铁勒诸部首领，各遣其最贵之使臣，联袂入朝。回纥酋长吐迷度、拔野古首领、同罗俟斤等，皆亲奉表文，集于太极殿前。表文以汉文、突厥文双语书就，其辞曰：
"臣等僻居漠北，世为匈奴、突厥之臣奴，暴虐是遭，未有宁日。今大唐圣皇帝，威加四海，德被八荒，灭薛延陀之强暴，拯铁勒于涂炭。臣等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愿归圣化，永为藩翰。请上皇帝尊号曰'天可汗'，愿天可汗之寿，与天地无穷；天可汗之疆，与日月同久。"
"天可汗"之号，非寻常尊称。突厥语"可汗"为最高君主之称，"天"则至高无上。铁勒诸部请以此号上于大唐皇帝，实即承认太宗为超越部族界限之天下共主，其地位高于诸部可汗。此与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称臣奉藩，意义相埒，而规模尤过之。
太宗初让不许，曰："朕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诸使叩首固请，言辞恳切，至于流涕。太宗乃许之，下诏曰："朕德薄能鲜，猥蒙四夷推戴，愧不敢当。然汝等既诚心归附，朕亦不敢拂汝等之意。自今以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
为酬诸部之意，太宗于长安城东筑"天可汗殿"，每岁元正，诸藩首领来朝，即宴于此。又于漠北设邮驿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使"天可汗"之号令，直达北海之表。天可汗体系之确立，标志着大唐由传统华夏王朝向多元帝国之转型，太宗不仅是汉人之皇帝，更是草原游牧世界之最高领袖。此制度创新，为后世唐帝所沿袭，直至安史之乱后方渐瓦解。
十一月初一，大明宫紫宸殿，霜威凛冽，炉火正红。
太宗坐御榻，太子李治侍立于侧。太宗年已四十九，鬓边斑白，去岁辽东之役，鞍马劳顿，加之风疾时作（史载太宗晚年患风疾，即今所谓心脑血管疾病），精力大不如前。太子李治，年二十二，仁孝温厚，去岁监国年余，庶政粗理，然太宗深知其性格优柔，未历战阵，于驾驭功臣、决断大事，尚须磨砺。
乃亲笔诏书，明定政务分工之制：
"朕以眇躬，嗣守鸿业，二十余载，夙夜匪懈。今者筋力衰耗，风疾屡婴，皇太子治，仁明著闻，可委托大事。自今以后，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所奏：
——凡郊祀天地、宗庙、社稷，五品以上官除授及追改，决死罪及昭雪，发兵除授兵马及藩国使奏事，宫内宿卫及驿马等事，并须闻奏朕，朕自处之；
——其馀寻常细务、六品以下官除授、寻常刑狱、赋役征发、地方奏报等，并委皇太子断决。"
此诏之深意，须细加剖析。表面观之，太宗仍握祭祀、高官任免、死刑、兵权等核心大权，太子仅理日常细务。然实则：
其一，太子之权已极重。唐制政务，十之八九皆属"寻常细务"，六品以下官员占天下官吏之绝大多数，其任免既归太子，则太子可渐树私恩、培养班底。寻常刑狱、赋役，直接关系百姓生计，太子理之，即与天下苍生建立联系。
其二，太宗之权已虚化。所谓"须闻奏朕"者，太宗风疾时作，岂能事事亲断？太子奏闻，太宗多"从之"，实即太子主之。且诏书明言"朕自处之"，然太宗精力不逮，必有赖于太子及侍臣之赞画。
其三，此为过渡之制。太宗之意，非欲立即传位，乃欲使太子渐习政务、积累威望，待时机成熟，再行禅让。此与高祖之被迫禅位、截然不同，乃主动设计之权力交接。
诏下之日，太子李治涕泣固辞，太宗不许。群臣上表称贺，以为"父子同心，家国永固"。然明眼人皆已看出，贞观朝之政治重心，正悄然由太宗向太子转移。此后四年，太宗虽仍临朝，而太子之权日重，直至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崩，太子即位，是为高宗，此制遂成定局。
贞观二十年，实为大唐帝国由盛转稳之关键年份。北灭薛延陀，廓清百年边患；南抚岭南，稳固海疆；铁勒归心，天可汗号确立，四夷宾服；内政修明，遣使察吏，澄清天下；太子渐柄政，权力交接有序。太宗于此年之所为，可谓"内圣外王"之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