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影视城里演戏飘

第十九章影视城里演戏飘 (第1/2页)

凌晨三点，京田影视城的民国街突然响起不合时宜的留声机音乐。我握着生锈的铁制场记板，指腹蹭过“三号摄影棚”的刻字，冷不防被身后的电流声惊得一哆嗦。
　　
　　“小周，愣着干嘛？”副导演举着对讲机骂骂咧咧地走来，他军绿色外套上还沾着昨天拍爆炸戏的火药味，“陈老师的走位再对一遍，不然天亮都拍不完这场雨戏。”
　　
　　我慌忙点头，转身时却撞进一片潮湿的阴影里。陈小晶就站在民国邮局的廊柱下，月白色旗袍下摆还在滴水。她明明昨天就该出组了，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客串完《雾都谍影》的三场戏就走。
　　
　　“陈老师，您怎么还在这儿？”我递过去一条毛巾，指尖触到她皮肤时像插进冰水里。
　　
　　她没接毛巾，反而抓住我的手腕往邮局里拽。老式打字机上摊着几页稿纸，墨迹被雨水洇得发蓝。“你看，这里漏了一句台词。”她的指甲刮过纸面，“第三场审讯戏，我饰演的苏曼丽应该说‘枪响的时候，我在数檐角的风铃’，不是剧本上写的‘我在等一个人’。”
　　
　　我盯着稿纸上的字迹发愣。这剧本上周就定稿了，昨晚拍夜戏时还没这些改动。更奇怪的是，打字机旁的铜制台历显示着7月13日——三天前，陈小晶在拍摄跳楼戏时，威亚突然断裂，从布景楼的三楼摔了下来。
　　
　　救护车来的时候，她口袋里还揣着这版剧本，血浸透了最后一页的台词。
　　
　　“陈老师，您该休息了。”我试图抽回手，却被她越攥越紧，旗袍上的水珠滴在我手背上，凉得刺骨。
　　
　　她忽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像是藏着碎冰：“你知道吗？我等这场戏等了十年。十年前在话剧团排《上海屋檐下》，也是演苏曼丽，最后一场戏没演完就被开除了。”
　　
　　我想起场务老王说过的话。陈小晶年轻时是话剧团的台柱子，后来因为太入戏，在谢幕时把饰演汉奸的演员打伤了，从此被行业封杀。这些年她在各个影视城跑龙套，永远只接民国戏，永远只演女特工。
　　
　　留声机的音乐突然卡顿，发出刺耳的杂音。陈小晶的身影在月光下变得透明，她指着打字机旁的笔记本：“帮我把剩下的写完，三万五千字，就差最后三页了。”
　　
　　笔记本封面是褪色的红绸，翻开第一页，是用钢笔描的演员表，苏曼丽的名字被圈了又圈。后面的字迹越来越潦草，有些页边还沾着暗红的斑点，像是干涸的血迹。
　　
　　“这是什么？”我翻到中间，发现不是剧本，而是日记。
　　
　　“1938年5月7日，今天拍到苏曼丽第一次杀人，导演说我眼神不够狠。可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日本兵把阿爸拖走时，眼睛里就是这样的。”
　　
　　“1940年3月12日，威亚绳磨断了三根，他们说我太拼命。可苏曼丽从不会怕疼，她怕的是任务失败。”
　　
　　“1941年11月25日，他来看我拍戏了。穿的还是那件灰布长衫，就站在摄影棚门口。我不敢看他，怕眼泪掉下来穿帮。”
　　
　　我猛地合上笔记本。这些日期根本不对，1938年的时候，陈小晶还没出生。
　　
　　雨突然下大了，打在邮局的铁皮屋顶上噼啪作响。陈小晶的声音混在雨声里，带着哭腔：“最后那场戏，苏曼丽应该死在教堂里。她不是被枪杀的，是吞了***。你看这里——”
　　
　　她的手指穿过纸页，指向日记本最后一页的血字：“三万五千字，刚好是她从潜伏到牺牲的天数。”
　　
　　这时副导演的吼声从街那头传来：“小周！陈老师人呢？化妆师都等疯了！”
　　
　　我回头的瞬间，邮局里的打字机突然自己动了起来。keys敲击的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回荡，像是有人在急促地书写。等我再转回去，陈小晶已经不见了，只有那条月白色旗袍搭在椅背上，旗袍口袋里露出半张泛黄的话剧票——1998年的《上海屋檐下》，主演栏写着陈小晶的名字。
　　
　　打字机上的纸缓缓吐出，最后一行墨迹未干：“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三下，就把我的骨灰撒在摄影棚的聚光灯下。”
　　
　　雨停的时候，东方泛起鱼肚白。我抱着那本三万五千字的日记站在布景楼前，看着工作人员拆除跳楼戏的威压设备。晨光里，三楼的窗口似乎还站着个穿旗袍的身影，正对着镜头扬起下巴，像极了谢幕的姿势。
　　
　　场务老王走过来拍我的肩：“听说了吗？陈老师的家人来取遗物，说她年轻时真有个未婚夫，是地下党，1941年牺牲在教堂里。”
　　
　　我翻开日记本最后一页，那行血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行娟秀的小字：“这次，我演完了。”
　　
　　远处的留声机再次响起，是周璇的《天涯歌女》。阳光穿过摄影棚的玻璃穹顶，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舞台上的聚光灯。
　　
　　新剧组进驻三号摄影棚那天，我正在整理陈小晶的遗物。牛皮纸箱里翻出半盒褪色的胭脂，脂粉味混着樟脑丸的气息扑面而来，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纸张翻动的轻响。
　　
　　“这些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正蹲在纸箱前，指尖捏着张泛黄的稿纸。他胸前的工作证写着“编剧林墨”，字迹被咖啡渍晕开了一角。
　　
　　我猛地把稿纸抽回来——那是陈小晶未完成的剧本残页，第37场戏的结尾处有个烧焦的黑洞。三天前整理时明明夹在日记本里，此刻却像长了脚似的跑出来。
　　
　　“陈老师的东西不能碰。”我的声音发紧，想起昨夜摄影棚的怪事。道具枪里的空包弹不知被谁换成了真子弹，幸好道具师检查时发现弹头反光，不然今早拍枪决戏就要出大事。
　　
　　林墨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我知道她。《雾都谍影》的编剧提起过，说陈老师总在片场改台词。”他忽然从帆布包里掏出个录音笔，“你听这个。”
　　
　　电流杂音里浮出细碎的脚步声，接着是陈小晶的声音，比我记忆中要清亮些：“苏曼丽不该死在教堂，她得活着看到胜利……”录音戛然而止，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掐断。
　　
　　“昨天在档案室找到的。”林墨的手指在录音笔上摩挲，“1998年话剧团的排练记录，陈老师当年因为改剧本被辞退，就是这段录音里的戏。”
　　
　　我盯着他手里的剧本残页，忽然注意到页边空白处有行极淡的铅笔字：“7月13日补拍，钟楼第三层。”那是陈小晶出事的日子，也是她反复修改的场次。
　　
　　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摄影棚，照亮漂浮的尘埃。林墨突然指着布景墙：“那里好像有字。”我们搬开沉重的道具柜，青砖墙上果然有凿刻的痕迹——“35000”，数字被雨水泡得发乌，像是用鲜血写就。
　　
　　“三万五千字，刚好是剧本的总字数。”林墨忽然笑了，“我查过民国档案，1941年真有个叫苏曼丽的女特工，潜伏在汪伪政府，1945年抗战胜利那天失踪了。”他从包里翻出张泛黄的老照片，穿旗袍的女人站在钟楼前，眉眼竟和陈小晶有七分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