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羊城星火
第四章 羊城星火 (第1/2页)一
岭南的冬日,没有肃杀,只有一种黏稠的、渗着凉意的潮湿。广州西关,宝华坊深处,“寿安堂”乌木鎏金的匾额下,药香一如既往地浓郁沉厚,混杂着陈皮、当归、熟地的气息,仿佛时光在这里也熬成了稠滞的汤剂。
丁惠康撩开后堂通往后院作坊的蓝布棉帘,一股更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草药研磨的粉尘、蜜丸熬炼的甜腻,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他特意引入的酒精与石炭酸的味道。这丝异样的气息,如同他本人,在这间传承了三代的老药铺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几个老师傅正在巨大的铜碾槽旁劳作,见少东家进来,手上动作微顿,点头致意,眼神里却透着疏远的恭敬,以及一丝难以察觉的疑虑。丁惠康微微颔首,径直走向角落一个用青布幔稍稍隔开的小区域。这里摆着他从香港购置的简易蒸馏装置、玻璃器皿、一台德文标签的显微镜,还有几排贴着拉丁文标签的瓷瓶。
他今日要试制的是“新剂金创散”。父亲丁日昌在世时,曾感叹西洋外科清创止血见效快,而中药散剂虽能生肌长肉,却易致脓毒。丁惠康便动了心思,想以古方为基础,引入消毒概念,用蒸馏提纯部分药材有效成分,再以严格灭菌的辅料调制。
他净了手,点燃酒精灯,蓝色火苗安静地舔舐着玻璃烧瓶的底部。蒸馏液一滴滴落下,清澈如水,却饱含了药材的精华。整个过程安静、精确,与外面那些靠手感与口诀“一看、二摸、三尝”的土法炮制场景相比,宛如两个世界。
“少爷,”大掌柜福伯悄无声息地走近,声音压得很低,带着老家人特有的忧心,“西关刘举人家的大奶奶又差人来问了,上回那批加了‘西洋消毒药水’的‘保婴丹’,她家小少爷用了,疹子是退了,可拉了两日肚子……刘家虽没明说,话里话外,还是觉得咱们的方子……‘走了性’,不如老方子稳妥。”
丁惠康的手稳稳控制着火焰,没有回头:“福伯,我反复验算过剂量,那点酒精提纯物,绝不足以引起腹泻。怕是乳母饮食有变,或碰巧染了时气。下次问诊,我亲自去。”
福伯嘴唇动了动,终是没再说什么,只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包含了太多东西:对少东家学识的敬佩,对老主顾流失的担忧,以及对这间老店未来隐隐的不安。他默默退了出去。
丁惠康完成了提纯,将得到的晶莹液体小心收入一个棕色磨口瓶,贴上标签,注明日期、成分、浓度。动作一丝不苟。然而,福伯的话,像一滴落入清水中的墨,在他平静的心湖里晕开一丝烦扰。他知道,阻碍他的,远不止是几个挑剔的主顾。那堵看不见的、名为“传统”与“习惯”的高墙才是他研制新药的最大阻碍。
二
丁府的书房,高阔轩敞,却因藏书充栋而显得有些压抑。与药铺后院的“实验角”不同,这里是另一个丁惠康的世界。靠墙的紫檀大书架,一边是《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累累典籍,另一边则是《几何原本》、《谈天》、《博物新编》等早期西学译著,以及不少英文、德文的原版书籍,内容涉及医学、化学、矿物学等。
丁惠康坐在宽大的书案后,面前摊开的不是医书,而是一卷《瀛寰志略》的手校稿和几张新绘的机械草图。他的目光,却落在案头一方乌木镇纸上。那是父亲丁日昌的遗物,上面刻着父亲的手书:“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是父亲一生信奉的准则。作为洋务运动的实干派,丁日昌督办江南机器局,倡设轮船招商局,力主开采矿业,兴办电报,每一项都是扎扎实实地“师夷长技”。父亲期望他走的,也是这条“实务”之路——或进入新式学堂、机器局,或谋个通晓洋务的官缺,继续那“富强”的未竟之业。
可是,丁惠康越来越感到,父亲那一代的“实”,与自己所追求的“实”,已然不同。父亲他们的“实”,是看得见的船炮、机器、电线杆;而自己探究的“实”,是微观世界的细菌,是元素周期表里的规律,是人体血液循环的机制,是推动那些机器运转背后更基础的数理与化学原理。前者是应用,是“用”;后者是原理,是“体”。父亲他们想“用”西洋之技来巩固大清之“体”,而丁惠康隐约觉得,西洋之“技”本身,就源于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具活力的“体”。
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种深切的孤独,甚至有一丝背叛父辈的愧疚。父亲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的不是家国大义,而是:“惠康……我办的那些局、厂……根基太浅。人才,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能总靠买,靠雇洋匠……”气息微弱,目光却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期望。
他放下镇纸,推开手边的《瀛寰志略》,露出一份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上面有关于甲午战争的后续评论,分析日本胜利的深层原因,提及了其国民教育体系、科学研究氛围。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得益于早年父亲延请的西席。报纸旁边,是几封友人来信。其中一封来自上海,提到京中清流与维新人士活动频繁,有联合上书之议。另一封来自湖南,笔迹陌生,署名“陈三立”,信中客气地询问岭南近况,并提及湘中正筹办学堂,若有新学书籍或仪器渠道,望能互通有无。
陈三立……丁惠康记得这个名字,一位封疆大吏的公子,名声颇佳,务实而不激进。他提笔回信,内容简明扼要,推荐了几本最新的格致、算学译著,并附上两家信誉较好的上海西文书店及科学仪器洋行的地址。对于湖南的“新政”,他未置一词,只祝“事功早成”。他下意识地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制度变革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国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升,没有扎实的实业与科技根基,一切恐怕仍是沙上筑塔。他的战场,在实验室,在药铺,在书斋这一方看似寂静的天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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