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羊城星火
第四章 羊城星火 (第2/2页)三
礼拜日的午后，丁惠康出现在沙面租界附近一座不甚起眼的基督教堂侧院。这里并非为了礼拜，而是一个小小的“医学交流聚点”。主持者是一位名叫马文森的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年纪约五十许，碧眼温和，能说一口略显生硬但清晰的官话。
房间里有五六个人，除了丁惠康，还有两位华人助手，一位在博济医院学习的年轻学生，以及一位同样对西医有兴趣的本地儒医李大夫。空气中飘散着石炭酸和乙醚的味道。桌上摆着人体骨骼模型、解剖图谱、以及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病理标本。
“……所以，细菌学说，并非否定贵国医学的全部。”马文森医生用镊子指着一张显示着链球菌的显微画片，“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疾病的视角。贵国的‘瘴气’、‘邪毒’，或许有一部分，就是这些微小的生物。消毒，便是阻止它们传播、繁殖。”
那位老儒医捻着胡须，眉头紧锁：“按马先生所言，万物皆由微虫所生？那人身亦是虫巢？此说……有悖于‘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之理。”
丁惠康安静地听着，这时才开口，语气平缓：“李大夫，马医生所言，非谓人身即虫巢。乃是说，某些特定疾病，由特定微虫侵入引发。譬如疟疾，旧说瘴气，现已证实多由蚊虫叮咬传播疟原虫所致。此说在西洋，亦经反复实验验证。”他转向马文森，用英语询问了几个关于细菌培养条件的技术细节。
马文森略显惊讶地看了丁惠康一眼，仔细回答后，感慨道：“丁先生，您的科学素养，即便在我的英国学生中，亦属上乘。您对实证与逻辑的尊重，令人钦佩。”
交流结束，众人散去。马文森单独留丁惠康喝杯红茶。“丁先生，您似乎对政治层面的改革，兴趣不大？”马文森委婉地问。他在中国多年，深知这个国度此刻激荡的各种思潮。
丁惠康用右手轻轻地晃动了几下手中的茶杯，深红色的茶水在杯里被上下掀起。“马医生，一棵树病了，有人急于修剪枝叶，有人主张更换土壤。而我，或许只是想先弄清楚，是哪种虫子在啃食树根，又有何种药剂能直达病灶，且不伤及树体本身。修剪或换土，动静太大，若不知病根，恐无济于事，甚至加速其亡。我所能做，便是尽力去辨认那只‘虫子’，并找到对付它的‘药剂’。”他顿了顿，“这过程很慢，也可能最终发现，虫子已深入髓心，药剂无用。但……总得有人去做这辨认的工作。”
马文森沉默片刻，点了点头：“很形象的比喻。丁先生，您是一位安静的理性主义者。但请恕我直言，在暴风雨中，安静本身，有时也是一种艰难的抉择。”
“或许吧。”丁惠康望向窗外，租界边缘的西洋建筑与远处广州老城的灰瓦屋顶形成让人很是不舒服的对比。“我只相信，真实的知识，无论来自何方，本身具有力量。尽管这力量，有时微如星火。”
四
从沙面回城，丁惠康没有坐轿，独自沿着珠江边行走。江水浑黄，泊着各式船只，帆樯如林。远处，轮船招商局的码头传来汽笛的呜咽，一声长，一声短，像是这个古老帝国沉重而吃力的呼吸。
他想起刚才马文森的话，“安静的理性主义者”。安静吗？他的内心并非毫无波澜。每当读到甲午前线惨败的消息，看到市井间依然麻木或盲目自大的面孔，他同样感到心痛与窒息。他也曾热血上涌，想过是否应该像那些维新志士一样，大声疾呼，投身于更直接、更激烈的行动中去。
但每当他走进那间小小的“实验角”，握住一支支玻璃器皿，或者沉浸在那些严谨的公式与数据中时，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便安抚了他。这是一种基于确定性的平静。在这里，因果是清晰的，结果可被重复验证，混乱的世界似乎被暂时关在了门外。他知道，这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坚守。他选择了这条看似遥远、却与自己心性最契合的道路。
他拐进一条熟悉的巷子，准备回“寿安堂”再看看今日炮制的药材。巷口却围着一群人，吵吵嚷嚷。挤进去一看，只见一个道士模样的人，正设摊售卖“神符灰水”，声称可治百病，包治时疫。几个面黄肌瘦的百姓，正虔诚地掏出铜钱购买。
丁惠康静静看着，右手在袖中微微收紧。他想上前说些什么，普及最简单的卫生常识，告诉他们符水无用，甚至可能有害。但他仿佛能看到，一旦开口，将迎来的会是怎样疑惑、不满乃至敌视的目光。福伯的叹息，刘举人家的质疑，老儒医紧锁的眉头……无数细小的阻力瞬间汇聚成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他面前。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默默转身，从人群边缘离开。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印在青石板路上，显得格外孤单。
药铺后院的“实验角”里，那盏酒精灯早已熄灭。他试制的“新剂金创散”静静躺在瓷钵里，色泽匀净，散发着混合的草药与一丝极淡的酒精气味。旁边，是他用拉丁文仔细写就的成分分析与药理推测笔记。
窗外，羊城华灯初上，喧嚣市声如潮水般涌来，又仿佛被这小小一隅的寂静所隔绝。这里没有岳麓山上的慷慨激昂，没有松筠庵里的密议风雷，也没有京城官场的暗流涌动。只有一缕微弱的、理性的星火，在浩瀚的、习惯的黑暗里，固执地燃烧着自己那一点冷冽而清晰的光。
它能否照亮一寸之地，能否真的找到那“虫子”与“药剂”？丁惠康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他能理解的，唯一能与这个正在崩塌的世界对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