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旧时代的回响——梁启明的电话
第191章 旧时代的回响——梁启明的电话 (第1/2页)时间：2007年11月20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四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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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是在翻阅一份煤炭行业研报时接到这通电话的。
办公室很安静。窗外是深圳十一月惯常的灰霾天，能见度不足两公里，京基100的工地塔吊隐在雾中，只露出顶端那盏红色的警示灯，一明一灭，像困在云层里的航标。
桌上的座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0755，深圳本地号码，尾号四个8。
这个尾号他认得。七年前，第一次见梁启明那天，梁的名片上也印着这个尾号。当时他刚从上海到深圳，老陆的推荐信还焐在衬衫内袋里，站在电子科技大厦楼下仰望玻璃幕墙，觉得这座城市的太阳都比上海烈三分。
七年了。
他接起电话。
“陈默。”
那头没有寒暄，没有“最近怎么样”，没有铺垫。只是直接叫他的名字，声音很低，像从很深的地方捞起来。
但陈默还是听出来了。
“梁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还叫我梁总。”梁启明笑了一声，很轻，像自嘲，“启明资本都没了。”
陈默没有接话。
他放下研报，把椅子转向窗户的方向。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深南大道上的车流缓慢蠕动，尾灯连成一条暗红色的河。
“我看了你们三季度的持仓报告。”梁启明说，“仓位压到15%以下。全行业就你们一家。”
“是。”
“6124清仓。够狠。”
“不是清仓，是减仓。”陈默说，“留了3%的观察仓。”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
“你还是老样子。”梁启明说，声音里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不是讽刺，也不是佩服，更像是一种疲惫的确认，“做事情永远留余地。当年在我那儿也是，不该掺和的绝不掺和，不该碰的绝不伸手。我以为你是胆小，后来发现不是胆小，是——”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找一个合适的词。
“是你能忍住。”
陈默没有回答。
窗外的灰霾似乎更重了些。对面写字楼的轮廓已经模糊，只剩下格子间里亮着的灯光，一团一团，像漂浮在雾海里的萤火。
“陈默。”梁启明又开口，这次声音里多了一丝别的东西，像是斟酌了很久才下定的决心，“市场跌了这么多了。沪指从6124到现在，不到一个月，跌了快一千个点。中石油从48块跌到35，券商股腰斩的有的是。”
“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手里全是现金吧？”梁启明顿了顿，“该进场了。”
陈默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梁启明继续说，语速比平时快了些，“你觉得我是旧时代的残党，玩庄股出身，操盘手法上不得台面。但陈默，这个市场从来没有新旧之分，只有赚和亏。现在遍地都是带血的筹码，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是我说的。”
“那为什么不动？”
陈默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办公桌左侧那个相框上。
相框里是沈清如抱着陈曦的照片，摄于11月3日，女儿出生第二十八天。沈清如穿着月嫂推荐的那件米色哺乳家居服，头发随意挽在脑后，低头看着怀里的婴儿，嘴角有浅浅的笑意。陈曦裹着白色襁褓，脸侧向母亲胸口，睡得很沉。
这张照片是他亲手拍的。当时沈清如说，别拍，我还没恢复，丑。他说，不丑。
相框旁边压着一页A4纸，是上周沈清如从月子中心发来的手写传真，字迹潦草但清晰：
“美股CDO风险溢价升至2003年以来最高，欧洲三家银行暂停旗下结构化产品赎回。香港恒生指数一周跌1300点。不是孤立事件。”
“——清如，2007.11.15”
陈默收回目光。
“梁总。”他说，“您刚才说，现在遍地是带血的筹码。”
“没错。”
“那您的筹码呢？”
电话那头骤然安静。
安静了很久。
久到陈默以为电话已经断线。
然后梁启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
“加了点杠杆。”
陈默没有追问“加了多少”，没有问“什么品种”，没有问“券商还是信托”。他只是听着。
“本想着做完最后一波就收手。”梁启明说，声音里的疲惫再也藏不住了，“股改那两年太顺了，顺得我以为自己真的老了。去年上半年，一个项目做下来赚的钱顶以前三年。今年初，几个老朋友找上门，说再不趁牛市把以前亏的窟窿补上，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他顿了顿。
“我想也是。这辈子，总该有个像样的收成吧。”
陈默握着话筒，窗外的灰霾渐渐染上暮色。
“结果呢？”他问。
梁启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陈默，我这边有个项目。上市公司是做实业的，老板我认识二十年，这一轮跌下来股价腰斩，但基本面没坏。我们联手做一波反弹，他出市值管理需求，我出资金渠道和人脉，你出研究和市场影响力。三个月，30%收益，年底排名能拉回来。”
他没有问“做不做”。
他只是说完，然后等待。
陈默看着窗外。暮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对面写字楼的灯光显得更亮，深南大道的车河也更密集。晚高峰了，无数人正在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向地铁站、公交站、停车场，涌向那些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家。
他想起1997年第一次在深圳见到梁启明。
那时他刚下渡轮，行李箱轮子在上海的旧弄堂里磨坏了一只，拖起来嘎吱嘎吱响。他站在电子科技大厦楼下，仰头看着37层的玻璃幕墙，阳光太烈，晃得他睁不开眼。
梁启明从大堂里走出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身后跟着两个拎公文包的年轻人。他经过陈默身边时扫了一眼——不是看人，是看那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
就那一眼。
然后他脚步没停，径直走向门口那辆黑色的奔驰。
后来老陆打电话来说，启明的人事部通知你下周面试。陈默问，为什么是他们主动联系我？老陆说，梁启明记住了你的行李箱。
那时陈默不懂。
后来他懂了。
梁启明记住的不是行李箱，是那只破旧行李箱上绑着的一本《证券分析》。
他在上海见过太多带着这本书闯深圳的年轻人。有些留下了，有些走了，有些赚到了钱，有些赔光了本钱。但梁启明从不让任何人看出来他记得谁。
那是旧时代的生存法则：不暴底牌，不表露情绪，不承认任何可能成为软肋的连接。
七年后的今天，梁启明给他打这通电话。
陈默开口了。
“梁总，我不能做。”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应。只有很轻的呼吸声。
“理由。”梁启明说。
“我没有抄底的勇气。”陈默说。
他顿了顿。
“只有等待的耐心。”
沉默。
然后是梁启明的笑声。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一种奇怪的、卸下重担般的笑。
“你还是这样。”他说，“七年前我请你做联合坐庄，你说个人能力与风格不符。三年前股改找你合作，你提三条原则，一票否决权、操作独立性、信息防火墙。今天市场跌成这样，你手里握着全行业最高的现金比例，你还是说不能做。”
“陈默，你知不知道，你这种人——在圈子里有多招人恨？”
陈默没有说话。
“可是。”梁启明停顿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长得像是把七年的岁月都斟进了这几秒的空白里，“招人恨，也招人敬。”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我年轻时候也像你这样。”梁启明说，“1993年，我还在君安做研究员，发现一只股票明显低估，写了几十页报告，跑去跟老板说应该重仓买入。老板问我，你和上市公司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老板又问，你能发动多少资金跟盘？我说不知道。老板说，那你凭什么认为价格会涨？”
“我说，因为它便宜。”
梁启明顿了顿。
“老板笑了，把报告还给我，说，小梁，这个市场不缺便宜货，缺的是能让便宜货变贵的人。”
陈默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窗外已经完全黑了。深南大道的路灯连成一条金色的线，向西延伸，看不见尽头。
“后来我不再做研究员了。”梁启明说，“我开始学怎么做那个‘让便宜货变贵的人’。学怎么和上市公司沟通，怎么协调各路资金，怎么在合适的时候释放合适的消息。学得很快，做得也很好。1996到2000年，启明资本是深圳私募圈跑得最快的团队之一。”
“那几年我觉得老板是对的。这个市场确实不缺便宜货，缺的是操盘手。”
他停顿了一下。
“可是陈默，你知道吗——这几年我有时候会梦见1993年那个写了四十页报告、跑去跟老板说‘因为它便宜’的年轻人。”
“梦里他问我，梁总，那四十页报告，您还留着吗？”
陈默没有问“留着吗”。
他只是听着。
“我找不到了。”梁启明说，“搬了太多次办公室，丢过两次仓库，电脑换了七八台。那些纸早就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
“但我还记得最后一行写的是什么。”
他顿了顿。
“‘本报告建议买入区间为6.5元至7.2元，目标价12元，持有周期12至18个月。’”
“那只股票后来涨到19块。1994年熊市又跌回4块。但1993年我写报告的时候，6块8，就是它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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