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立契

第九章 立契 (第1/2页)

赵周阳没有立刻回答何文远。
　　
　　不是不想答，是答不出来。他站在盐田边上，看着远处汴水河面上泛着的白光，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算着一笔账——不是银子的账，是命账。
　　
　　答应沈万三，他就有靠山了。有靠山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不用再像柳河镇那样，一觉醒来就被烧成白地。但也意味着他得把自己拴在这块盐田上，一年，两年，五年，甚至更久。收徒弟不是闹着玩的，在这个时代，师父对徒弟是要负一辈子责任的。沈万三把两个儿子交给他，就等于把沈家的未来押在了他身上。他要是哪天拍拍屁股走了，那就不是得罪沈万三一个人的事，是在整个徐州府坏了名声。
　　
　　可不答应呢？不答应，沈万三还会继续用他吗？也许会，但态度一定不一样了。一个不肯收徒的师傅，在任何人眼里都是“藏私”的代名词。藏私的人，用着用着就会被换掉。到时候他又要重新开始，找活路，找靠山，找人收留——像一条流浪狗，从这个屋檐下跑到那个屋檐下，永远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他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开滴滴，今天跑这条线，明天跑那条线，乘客上车下车，从不记得他的名字。平台派单，他就接；不派单，他就等着。一个月下来，流水看着不少，刨去油钱、车损、平台的抽成，落到手里的也就那么回事。他以为自己穿越了，能换一种活法。现在看来，换了个时代，换了个身份，换了个饭碗，但那个“活着”的本质，好像从来没变过。
　　
　　“赵师傅？”
　　
　　赵周阳回过神，发现何文远不知什么时候又走了回来，正站在他面前，手里多了一个纸包。
　　
　　“差点忘了，”何文远把纸包递过来，“沈员外让我带的。说是徐州城里的点心，给你尝尝。”
　　
　　赵周阳接过来，纸包还温着。他打开一角，看见里面是几块桂花糕，做得精致，上面还撒了碎果仁。
　　
　　“替我谢谢沈员外。”
　　
　　“会的。”何文远点了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住了，“对了，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你那个打火机，”何文远说，“沈员外很喜欢。他让我问你，能不能再做几个？他想送给城里的几个朋友。”
　　
　　赵周阳心里咯噔了一下。打火机，他差点忘了这茬。那东西是他刚穿越过来的时候，用身上带的打火机拆了之后，找铁匠仿制的。手艺粗糙，原理简单——火石、火绒、一个弹簧，加上一个铜壳子。他做这玩意儿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他习惯了用打火机，用不惯火折子。但何文远提起这件事，说明他一直在观察他。一个逃难的流民，身上带着打火机，还能仿制出来——这种事在二十一世纪不算什么，在这个时代，却足够让人起疑。
　　
　　“行，”赵周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淡，“过几天我试试。”
　　
　　何文远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赵周阳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桂花糕，忽然觉得不饿了。
　　
　　晚上回到灶房，赵周阳把桂花糕分了。孙大壮和刘家兄弟各得两块，老周得了三块。
　　
　　“这玩意儿金贵得很，”老周捏着一块桂花糕翻来覆去地看，“我在徐州城里的铺子门口见过，一盒要五百文呢。”
　　
　　“五百文？”孙大壮刚把一块桂花糕整个塞进嘴里，听到这话，腮帮子僵住了，嚼也不是，咽也不是，“那我这一口，不是吃了几十文？”
　　
　　几个人都笑了。灶房里的气氛难得地松快了一些。
　　
　　赵周阳坐在灶台边上，端着一碗剩面汤，慢慢地喝着。他没有吃桂花糕——不是不想吃，是没胃口。何文远的话像一根刺，扎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
　　
　　“赵师傅，”老周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他旁边，压低了声音，“何先生今天来，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赵周阳看了他一眼。老周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眼睛毒得很。盐场里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说了些事，”赵周阳含糊地带过去，“让我想想。”
　　
　　老周没有追问。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赵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沈员外这个人，在徐州府是头一等的精明人。他对你好，一定有他的道理。但你要记住——他对你好，是因为你有用。哪天你没用了，他翻脸比翻书还快。”
　　
　　赵周阳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
　　
　　“我不是说沈员外是坏人，”老周连忙补了一句，“商人嘛，都这样。你对他有用，他把你供着。你对他没用，他看都不看你一眼。这不是人品的事，是生意。”
　　
　　赵周阳慢慢地点了点头。
　　
　　“老周，你说的这些，我懂。”
　　
　　“那就好。”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我多嘴了。你忙吧。”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犹豫了一下，说：“赵师傅，你要是真想找个靠山，徐州城里不只有沈家。”
　　
　　赵周阳抬起头，老周已经转身出去了。
　　
　　灶房里安静下来。孙大壮和刘家兄弟早就吃完了，各自回屋去了。赵周阳一个人坐在灶台边上，面汤已经凉了，他还在端着碗，一动不动。老周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徐州城里不只有沈家——难道他在暗示什么？老周一个看门的，能知道什么内情？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灶房，把碗洗了，把灶台擦干净，然后把藏在米缸后面的那个小布包拿出来。
　　
　　布包里是他全部的家当：三十两银子里的十两，换成了铜钱和碎银子，用一块蓝布裹着，外面又套了一层油纸防潮。他把布包打开，数了数——七两碎银子，加上八百多个铜钱。这是他全部的身家。他盯着那些银子和铜钱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在二十一世纪，他银行卡里的存款从来没有超过五万块。到了宋朝，他连五万块都没有，只有这几两碎银子，还要小心翼翼地藏着，生怕被人偷了去。他在二十一世纪是个穷光蛋，在宋朝还是个穷光蛋。换了个时代，换了个身份，换了个饭碗，但那个“穷”字，像是刻在他骨头上的，走到哪儿都甩不掉。
　　
　　接下来几天，赵周阳没有主动去找何文远，何文远也没有再来盐场。日子照常过着。每天早上天不亮起来，掀草帘子、看浓度、安排活路；中午在盐田边上吃口干粮，继续盯着；傍晚再盖上草帘子，回到灶房做饭、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但他心里清楚，何文远的问题不会就这么过去。沈万三不是有耐心的人——至少在生意上不是。他给出了条件，就意味着要等一个答复。等得太久，就是不给面子。
　　
　　到第五天的时候，赵周阳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他不是在盐田边上想通的，也不是在灶房里想通的。是在半夜里，躺在通铺上，听着孙大壮的鼾声和刘家兄弟的磨牙声，忽然想通的。
　　
　　他想通的事情很简单：他没有选择。
　　
　　在二十一世纪，他至少还有选择——这个单不接，可以等下一个；这家公司不行，可以换一家。但在宋朝，他没有选择。他一个没有户籍、没有身份、没有靠山的流民，能在盐场找到一份工，已经是天大的运气。沈万三愿意用他，愿意给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愿意让他收自己的儿子当徒弟——这不是施舍，这是投资。而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是互相利用。他利用沈万三的钱和势，沈万三利用他的技术和脑子。这是生意，不是恩情。既然是生意，就不存在谁欠谁的。
　　
　　想通了这一点，赵周阳反而觉得轻松了。他从通铺上坐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穿上鞋，走到门口。月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盐田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白光，像是铺了一层霜。草帘子盖得整整齐齐，是孙大壮带着人一块一块铺好的，边角都压了石头，不会被风吹跑。远处的汴水河面上，月光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银鳞，随着水波轻轻地晃。赵周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一月的夜风灌进肺里，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但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他要去找何文远。不是为了答复，是为了谈条件。
　　
　　沈万三有沈万三的条件，他也有他的。收徒弟可以，但他不能一辈子困在盐田里。他要的是一份契约——白纸黑字写清楚的契约。他的工钱、他的分成、他的去留，都要写在纸上，盖上官府的大印。不是口头承诺，不是人情往来，是一份法律意义上的合同。他知道宋朝没有劳动合同这种东西，但契约是有的。买卖土地要立契，借贷钱财要立契，雇佣工匠也有立契的先例。他要的，就是一份这样的契约。
　　
　　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成形。但今晚，它忽然变得清晰了——清晰得像盐田里的卤水，过滤掉了所有的杂质，只剩下最纯粹的东西。
　　
　　他转身回到灶房，找了一张发黄的草纸——是老周记账用的——又从灶膛里捡了一根没烧完的木炭，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他的毛笔字写得很丑，但至少能看懂。他把自己的条件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工钱照旧，三十两银子一个月，按月发放，不得拖欠；水车的图纸归沈家使用，但“赵氏水车”的名号要保留；收沈家两个儿子为徒，学制三年，三年之内倾囊相授，不藏私，三年之后徒弟去留自便；契约期限为三年，三年之后他去留自由，沈家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
　　
　　写完之后，他把草纸折好，塞进怀里，回到通铺上躺下。孙大壮的鼾声还在继续，刘二的磨牙声也还在继续。赵周阳闭上眼睛，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安心了一些。这些声音是活人的声音。在柳河镇的那个晚上，他听到的最后一声是火的声音——是梁柱倒塌的声音，是屋顶坍塌的声音，是哭喊声和惨叫声混在一起的声音。那些声音之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而此刻，鼾声和磨牙声意味着——他还活着，而且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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